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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039章“光明之城”里的伪币商(下)

宋时明月 赤虎 3417 2008.11.30 11:08

    第1039章“光明之城”里的伪币商(下)

  宋代,南宋北宋加起来约三百年,前后总共举办了22届制科考试,录取了41余人。也就是说,大约每十年举行一次制举,每次平均录取两人。

  很不幸,苏轼兄弟就是通过制科踏上仕途的,那一次只考上了他们兄弟两人,苏轼拿了制科状元——制举第三次等,他弟弟苏辙紧跟其后——制举第四次等。北宋建国这一百年时间,在苏轼前面只有一个叫吴育的文人考了一个制举第三次等。

  苏轼知道赵兴醉心于杂学,从赵兴给他盖房子,从对方谋定而动的经商动作看,这是个有惊人的组织能力和过人的理财能力的强人……但这并不等于他能通过制科考试,所以他就详尽向赵兴介绍制科考试的程序与艰难。

  赵兴却对自己很自信,他摇了摇脑袋,回答:“恩师何必辞官,我相信,若是在术数上我认第二,整个大宋没人敢称第一。恩师只管做你的主考官,我自己找推荐人,不信我考不上制科。”

  苏轼沉思了一下,又建议:“不如你去考经史,以你的才学考中经史科不算什么……只是恩科不入《进士录》,稍有点委屈离人……”

  制科考生需要当朝官员做推荐人,由于赵兴有苏轼门生的身份,为了避嫌,苏轼在保荐后要辞去主考官的任命,但如果另找他人推荐,或者赵兴参加经史类进士第,不用引荐,完全走正常程序,则苏轼可以继续担当主考官,而阅卷官恰是他的门生——苏门四学士之一张耒。

  今年的科举是一届恩科,名叫“馆职试”的特殊恩科,考试以经史及世务为主,不考辞赋。考中者主要进入昭文馆(唐时又称弘文馆)、史馆、集贤院等处担任修撰、编校等工作的官职。这些官职都是闲职,基本上等于吃白饭的——翻书校对活儿,识字就行。

  正常的科举进士,名字要被写入史书,这就是《进士录》,但恩科进第者有进士名份,却不入《进士录》——因为进士录是按年份写得,恩科不在正常的科举年。

  苏轼猜错了,赵兴压根儿不在乎能否进入《进士录》,没人知道他的存在更好。所以,苏轼一介绍,赵兴听罢,反对今年通过进士第充满信心——多大的后门呀!

  他摸着下巴、闪动着眼睛,先是长叹了一声,而后用探讨的口气问:“不委屈……”

  赵兴满脸的欢笑:“这样更好……老师,你还不知道吗?我的辞赋水平一向不佳,参加这样的科举,混上一个进士,对我来说足够了……要不,我去恶心恶心进士第,我听说连续数次‘进士不第’,官家为了照顾,也会赐个出身。反正我有闲——我就连考几次,次次不交白卷,就等他赐我出身。”

  其实苏轼也没有纯把赵兴当门生看待,两人的关系有点亦师亦友。他是个随和的人,随和到了赵兴来到这里简直同到自己家里一样随意。他也知道赵兴有才,从赵兴建房时分配那些建筑小组时,他就知道对方组织能力超强,而且做事计划周密。这种本事不是天生就有的,是需要通过专门的学习。

  这时代还没有专门的“效率学”或“组织学”,这种学问在这时被称为“王霸之术”。在中国古代,精通这门学问就是杀头之罪,甚至要株连九族,让其在民族史上留不下半点基因。

  了解这点,他就对赵兴的故作平淡、竭力装傻表示理解,这也是他明知赵兴不愿意学诗,却承认他是自己弟子的原因。

  隐隐间,他也对程族孩子们偶然提起的“武侯传人”,深信不疑。有这样一位处事谨慎、又精通“王霸之术”的人作他的弟子,至少,在他危难时能庇护他的家人。

  古人的想法简单,觉得留名千古才是光宗耀祖的行为,所以恩科参加的人并不多,也就是说,这种科举考试竞争并不激烈。而赵兴参加恩科,苏轼也不用辞去主考官的位置,简直是两全齐美的解决方案。但赵兴的回答却令他不知道该怒还是该沮丧。

  苏轼指着赵兴说出不话来——我苏轼的弟子,怎么沦落到用“不交白卷”来威胁官家,天,什么世道:“离人,你这是何苦来着!我如今已不再被贬,所以你也无需掩饰自己的才华——‘人生若只如初见……’,这诗还不好吗?

  什么?哈哈,别装了,前不久高丽使者来我朝,他说整个高丽国都在传唱你这首诗,这不是你做的,那整个高丽人都是瞎子——离人啊,现在你的名号拿出去,也不是身无雅骨的俗人了,何必再瞒。”

  赵兴初闻这首诗他吃了一惊,听了苏东坡的话,他悄悄松了一口气。苏东坡曾夸口:没有他没读过的书。既然苏东坡说这首诗是他写的,那么这时代就无人跟他争版权。

  他略有点羞愧,有点扭捏,正不知道说什么好,仆人带着陈公川回来了。苏轼招手请他落座,反身取出一个布袋,倒出几枚铜钱,请陈公川观赏。

  这是几枚不同年代的铜钱,它上面标注着铸造年代,形状大小几乎跟宋钱一模一样……微微有点不同的是,它的铸造工艺似乎比宋钱的工艺水平更高——它是冲压制成,完全仿造宋钱的模样冲压制成的铜钱。

  苏轼拨拉着那些铜板,先挑出几枚,向陈公川解释:“元丰七年,这些铜钱出现在泉州、广州,据说是倭国商人在与我大宋商人交易时获得的铜钱,然后他们带来大宋采购货物……瞧,这几枚是我大宋铸造的铜钱,这几枚是从倭国流入的铜钱,你们有什么不同。”

  赵兴脸色死板,看不出他对那批铜钱有何看法。陈公川为人比较傻,由他崇拜的偶像问话,他回答得很认真:“两枚钱——倭国的这笔钱,钱文似乎更精美,图案更清晰,钱色更黄,这似乎说明倭钱含铜量高。”

  苏轼点点头:“可以肯定地告诉你:这批倭钱不是我大宋铸造的,而我大宋禁止铜钱外流。但稀奇的是,倭国这批铸钱量很大,大的令人难以想象。

  我大宋铸钱司拥有数十万工匠,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,日夜开采。诸路铸铜、铁钱共有26监,其中铸造铜钱的有17监,铸造额为506万贯,铸造铁钱的有9监,铸造额近89万贯。

  这批钱,职方司去倭国估了一下,钱数足有一百万贯,相当于我大宋9监铁钱司铸出的总数——这不是一家一户能做出来的,至少需要上万人手,这么多人,若在我大宋境内,我朝官员不可能不知道。”

  接着,苏轼又从那堆钱币里捡出几枚来摊在眼前,继续说:“陈衙内请看,这是元丰八年出现的新铜钱,这几枚是在倭国流传的,这几枚是在高丽发现的,钱文依旧与我宋钱一模一样。三枚钱币比较,倭国与高丽的铜钱出自一个人之手,含铜量比我宋钱高,所以钱色发黄。”

  陈公川没有说话,他只拿眼睛瞥赵兴。而赵兴此刻一副很好奇的模样,翻来翻去的研究着那几枚铜钱。

  苏轼又反身取出一个布袋,哗啦啦倒出一堆钱币,里面有金、有银也有铜钱,这些钱币都做圆形,但铜钱是圆的就很奇怪了,宋朝的铜钱外圆内方,所以被称为“孔方”,但是这些铜钱有方形的图案,那个方孔确是实心的,整枚钱币构成一个完整的圆形。

  “这是元祐元年的铜钱,是在你们交趾流行的。与前面那批铜钱一样,当地商人都说,这是与他们交易的宋商带来的。与前面两批钱相比,这批钱铸造更精美,尤其是这些金银钱”,苏轼翻过那些金银钱,示意陈公川看银币与金币的边缘。

  这些金币银币的边缘都铸有细密的锯齿,苏轼翻起那枚铜币,边缘居然也有锯齿,这让它与宋钱显得不同了。

  金币银币的阴阳面上都铸有文字,正面是“元祐金宝”、“元祐银宝”,背面则刻着金币银币的分量,三行字分别是:奉诏钦定、足色金(银)元、当值半两。

  苏轼指点着钱币边的细齿纹说:“朝中大臣当初见到这些细齿,久久不解其意,而后见到商贾使用,这才恍然——那位商贾用小刀刮了银边,将一些银屑刮下来,再去使用,却被店铺折色称重估值。朝中大臣这才恍然:原来这些齿纹是防人故意刮削钱边的。

  为什么要防人刮削——我们称了一下,这些钱的分量极其准确,说‘当值半两’,一毫不差的准值半两,故而这东西已被坊间当作砝码……这怎么可能,我大宋标准银码,十锭里面重量各不相同。这数百万枚金银铜钱,分量竟然准确到一毫不差……

  最奇怪的是这枚铜币,我大宋铜钱都是天圆地方,可这枚铜钱中间的孔确是实心的,平白比普通铜钱多出几铢铜来——这钱是谁铸的?怎么肯如此奢华?

  我听闻陈衙内是交趾国官宦子弟,这钱最初是从越国流出,想必衙内能为苏某解惑——哼,奉诏钦定,‘奉’谁的‘诏’,我大宋有这么说话的吗?”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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