理智与情感：黄昱宁导读版（SHE经典）

　　　　《傲慢与偏见》背后的经典

　　黄昱宁/文

　　如果要形容《理智与情感》的作者简·奥斯丁在全世界，尤其在英国究竟重要到什么程度，只需要打开英国人的钱包就可以了。新版的十英镑纸币上印着奥斯丁女士的头像，跟英国女王平起平坐。与此形成反差的是，大部分人只是模糊地知道，这部小说讲的是一个谈恋爱的故事。《理智与情感》跟奥斯丁的其他作品一样，基本上没有缠绵悱恻、生死相许，只有舞会、牌局、串门和没完没了的聊天，结局总是大团圆。在这些琐碎的家长里短中理出来龙去脉，其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，透过家长里短，理解这部小说究竟靠什么具有长久的生命力，就更不容易了。

　　《理智与情感》出版于1811年，比奥斯丁最著名的作品《傲慢与偏见》还要早两年。不过，这两部作品分别改写自奥斯丁在1797年左右写的两部书信体小说，无论是它们的雏形，还是大幅改写之后的成品，都诞生在同样的时段里。显然，两者在故事走向、写作风格和人物设置上，都不乏相似之处。最直观的一点表现在书名上。“傲慢”（pride）与“偏见”（prejudice），“理智”（sense）与“情感”（sensibility），这两组词汇不仅在意义上构成对仗，而且都巧妙地押了头韵——而后者，在翻译成中文时是无法完整呈现的。

　　要进入一个两百多年前的故事，你首先必须具备一个大致的时空概念。英国当时正处在摄政时代，也可以看作从乔治王时代向著名的维多利亚时代过渡的时期。农村里的圈地运动已经发展了好几轮（《理智与情感》中的男性人物就经常谈到圈地的话题），向海外开辟新航路的事业方兴未艾，工业革命已经开始，但离高潮尚远，还要再过十几年蒸汽机才能被搬上铁路。所以我们看奥斯丁小说里所有的交通方式都得通过马和马车，各位女士的活动范围、出行规划都得受制于马匹的速度。奥斯丁在这些问题上非常精确，以至于你读完小说之后差不多能在脑子里勾勒出那几个郡县、村庄的线路图，标出在它们之间往返的时间。你还能发现，奥斯丁很善于利用这种精确的时间概念推动小说的关键情节。

　　简言之，奥斯丁生活的时代，英国无论是在政治、经济还是科技上都在走上坡路，日不落帝国最辉煌的时期还没到来。各种新兴的生产模式都在催生能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、伦理道德、等级制度、人际关系以及文化内涵。城市化尚未进入加速膨胀期，但无论是在城里还是在乡村，中产阶级越来越成为一股稳定的、举足轻重的势力。牧师、商人、律师、乡绅，这些头上没有爵位、手里攥着“新钱”的人，正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。在创造出可观财富之后，他们当然也希望政治地位得到相应的提高。用咱们现在的话说，这叫社会转型期。

　　观察转型期的人情世故和风尚变迁，这是刺激一个小说家写作欲望的好理由。但是，具体落实到奥斯丁，我们恐怕还得考虑到当时相对特殊的文本环境。那时的英国，“小说”这种题材还处于青春期，虽然前面有斯威夫特、笛福和菲尔丁开道，但是它还登不上大雅之堂，在文学的整个生态系统里还处在相对底层的地位。后人一般把那一段称为浪漫主义时期，可是当时台面上主打的基本上都是华兹华斯那样的诗人。那时的小说家有点像我们这个时代网络小说草创时期的样子，海量的作品，强大的流传度，作者虽然能获得一些实际收益，但作家的地位基本上处在“妾身未分明”的状态。更有尊严、更有追求的男作家、男读者往往羞于混迹其中，这就促成了一个很特殊的现象：读小说的是女人，写小说的也是女人。

　　说到这里，我们可以大致想象奥斯丁小姐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开始构思小说的：她成长在英格兰南部一个还算体面的教区牧师家庭，在家里排行老六。和当时标准的中产配置一样，奥家的孩子，包括女性在内，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，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都有条件大量阅读。奥斯丁小姐也按部就班地谈婚论嫁，据说她跟一位爱尔兰律师谈过恋爱。双方家庭条件都比较一般，但双方家长对于这场婚姻的投资报酬率都有更高的期待，因而婚事没有谈拢。男性在就业市场中处于垄断地位，在婚姻市场上占据绝对优势，所以律师很快就忘了这段插曲，继续努力工作，另娶了别家的千金。我们的奥斯丁小姐被耽误了终身，但这对于文学史而言倒是一件好事——本该用来做家务和生育的时间，她用来读书、用来观察、用来写作。

　　写什么是个大问题。奥斯丁时代最流行的小说通常比较狗血，简小姐肯定在很多哥特小说里读到闹鬼的城堡，或者在感伤小说里遭遇千篇一律的脆弱女性的形象，她们总是眼泪汪汪，动不动就要昏过去。日常生活里是不是隐藏着更为复杂的戏剧性？这种戏剧性有没有可能比古墓荒野、比传奇故事更有趣？这样的问题，简小姐也许在昏暗的烛光下翻来覆去想过很多回。实际上，当奥斯丁决定要突破套路、写点不一样的东西时，她就真正地改变了文学史。因为后来的评论家发现，如果没有她的推陈出新，那段时间就拿不出一个像样的名字、一部像样的作品可以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。深藏在闺阁之中的老姑娘简·奥斯丁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个案。这种情况跟后来群星璀璨的19世纪大不相同。奥斯丁所有的作品都是匿名发表的，所有的文坛声誉都来自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的追认——她几乎是单枪匹马、悄无声息地填上了这个空白。

　　与《傲慢与偏见》相似，《理智与情感》的事件起因也与英国复杂的继承制度密切相关。苏塞克斯郡的达什伍德家的老先生撒手人寰，根据限定继承权的规定，把产业留给侄子亨利。简单地说，凡是被列为“限定继承”的地产，不能空置，必须代代相传给家族里的男性。本着这项法令的精神，老先生的遗嘱中又加了一条规矩——这份产业以后必须完整地传给亨利的儿子，以及他儿子的儿子。这样局面就变得复杂起来：亨利的儿子是他与前妻所生，而今已成年，本来就衣食无忧；亨利拿下这份产业，真正想保全的是第二任妻子以及与她所生的三个女儿的未来。要知道，在那个年代，女性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，她们的权益，要么靠娘家殷实，要么靠婚姻加持。

　　故事讲到这里，熟悉奥斯丁路数的读者应该可以猜到大致的走向：亨利还来不及利用这笔产业获得增益，替老婆女儿留下足够的积蓄，就早早去世。长子约翰在父亲临终时满口答应照顾继母和妹妹，但这厢尸骨未寒，那厢他就在太太的挑唆下变了卦。继母一家被迫搬出老宅，到德文郡的一座简陋得多的乡间别墅里安了家。在众人眼里，达什伍德的这几位女士，如果要把生活质量维持下去，最现实的办法，就是在已成年的长女埃丽诺和玛丽安的婚姻大事上做文章。施加于两姐妹身上的社会压力，是实实在在的。

　　随着故事的进展，我们很快看到，两姐妹虽然性格迥异，却都不愿意在这种压力下轻易就范，都不想让婚姻仅仅成为某种意义上的“理财产品”。压力之下，弱者在狭窄空间内的权衡与抵抗，就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内在张力。姐姐埃丽诺与嫂子的弟弟爱德华情投意合，但半路杀出俗不可耐的露西，宣称早已与爱德华私订终身；玛丽安对潇洒迷人的威洛比一见钟情，却又渐渐发现他的态度暧昧不定，在她逼问之下威洛比居然狠心寄来分手信，并很快与别的富家女结为连理。当两个“三角恋”的矛盾同时达到顶点时，两姐妹似乎都被抛进了情场失意、前途未卜的旋涡。当然，在奥斯丁笔下，问题总是有办法解决的——解决之道就是把人物放到事件的转折中经受考验，通过人物的选择来最终达成“性格决定命运”。我们跟着奥斯丁的叙述，看埃丽诺如何以不变应万变，一直隐忍到爱德华认清露西的本色；同样地，我们跟着奥斯丁的叙述，目睹玛丽安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伤寒，在患难中发现木讷的布兰登上校有着更为靠谱、纯良的品质，更值得托付终身。结局照例是圆满的，奥斯丁总是慷慨地让所有人物都“求仁得仁”：只想要钱的就暂时钻进了钱眼，希望在个人尊严和情感质量的基础上求得安身立命之道的人——如埃丽诺和玛丽安，也会守到云开雾散的那一天。

　　《傲慢与偏见》通过对时间、地点、人物关系的排列组合，在有限的篇幅里展示事件的起承转合，竭力给人物的喜怒哀乐以最大的戏剧空间，因此能产生强烈的阅读快感。相形之下，《理智与情感》的情节线要比《傲慢与偏见》简单，喜剧基调也要略微淡一些。同时，作为这部小说前身的书信体的痕迹，在《理智与情感》中倒是更明显——不仅关键情节总是用书信在推动，而且对话在小说文本中占比更大。某些大段对话，你甚至能大致想到它原来在书信里的样子。所以，乍一眼看上去，《理智与情感》可能不像《傲慢与偏见》那么“热闹”，那么“好看”。

　　但《理智与情感》并不是缩水版的《傲慢与偏见》，它的“好看”之处，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回味。在人物塑造的深度上，《理智与情感》显然花了更大的心思。自始至终，埃丽诺和玛丽安的性格都在互相对照中愈显鲜明。

　　玛丽安一心追求浪漫脱俗的情感，她的日常行为和价值标准，都深受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影响。对于“容貌不动人”、无法“优美地朗读库柏诗句”、“不喜欢绘画”的男人，玛丽安毫无兴趣。在社交场合，她天生丽质，敏感热情，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威洛比的爱慕——如此不设防的坦诚，既是玛丽安的可爱之处，也是她容易受到伤害的软肋。不过，需要指出的是，玛丽安的情感也并没到完全失控的地步，在每个关键时刻都会在埃丽诺的劝说下回到正常轨道里来。同时，我们也可以在很多细节里看到，玛丽安对于婚姻的现实基础有基本认知，她固然认为婚姻不能“只是一种商品交换，双方都想损人利己”，而“财富除了能提供充裕的生活条件之外，并不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”，但她仍然表示自己的基本需求是“每年1800英镑到2000英镑”，而这个标准比埃丽诺认定的基本需求要高得多。这些溢出“情感”之外的细节，大大增加了玛丽安这个人物的丰富性。

　　反观埃丽诺，表层的性格特征是冷静、耐心，心平如镜，但仔细分析她的言行，就会发现埃丽诺的“理智”并非一味的隐忍，更不是懦弱无能。在很多细节中，我们都能发现她的冷静中蕴含着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，她的自我克制里往往具有一定的策略导向。在处理与露西之间的关系时，埃丽诺的判断力显得尤为出色。她迅速而准确地分析出露西唯利是图的本色，也很快坚定了对爱德华人品的信任——在此基础上，后来埃丽诺静观其变的态度和暗中帮助爱德华寻觅职位的行为，才显得既得体又明智。

　　时至今日，我们在研究奥斯丁的价值观时，仍然很难将她纳入任何一种现成的体系。研究经济史的专家们可以从她的细节里得到很多第一手材料，女权主义者可以通过分析埃丽诺和玛丽安的思想活动测量18世纪女性意识的温度和活性，但任何意识形态都不能很有把握地说，奥斯丁就站在它们这一边。她的笔下有最尖锐、最深刻的社会批评，但我们也能发现她把人物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，那些乡绅家庭的仆佣好像从来不在她的视野范围里。她鼓励个人价值，提倡精神自由，但几乎以同样坚定的态度否定私奔、质疑鲁莽的浪漫，强调没有经济基础的爱情毫无出路。她对于社会经济状况的敏感，让你很难在文学史上找出哪个作家比她更适合印在钱上。她对上流社会冷嘲热讽，对新兴的中产者时不时地犯幼稚病和自我意识陷阱，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开玩笑的机会。但是，与此同时，她又对社会福利的基本保证和合理的个人幸福的可能性，抱有相当积极的态度。她是洞察秋毫的批判者，但从来不是大张旗鼓的叛逆者。换另一个人来统一这些互相矛盾的元素，很可能自乱阵脚，最终变成一个精神分裂的文本。但奥斯丁不会。她下笔，那种戏谑的口吻，那种半真不假的调笑，都会提醒你辩证地看待眼前的一切，提醒你，看一枚硬币的正面时永远要想到它的反面。

　　我们在奥斯丁之后的很多英国作家身上，都能看到这样基于经验主义的平衡之道，这个特点深深地烙在了英国文化的基因中。很难说奥斯丁是不是这一脉的开创者，但至少是绕不过去的代表人物。如果我们试图理解英国文学，理解英国人的国民性，那么奥斯丁和她的《理智与情感》是一面很有用的镜子。即便只是出于功利心，想学会一点处世哲学，那么《理智与情感》也有独一无二的价值。小说中出现过多次姐妹俩深谈的场面。奥斯丁借她们之口，让“理智”与“情感”不仅作为情节的一部分，而且衍生出超越情节之外的具有哲学意味的思考。在她看来，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，唯有通过这种不断自我完善的手段，才有可能得到完整的幸福。也许，把埃丽诺和玛丽安拼接在一起，才是奥斯丁心目中的理想女性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将两位女性（她们可以是姐妹俩，也可以是关系密切的好朋友）的成长历史交缠在一起叙述，也构成了女性文学的一个经典故事类型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奥斯丁的《理智与情感》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。在这些故事中，两位女性的性格和经历往往构成鲜明的对比，个体在强化某种特质的时候往往也造成另一方面的缺失（这种始终陷于缺失感的状态，本身也是女性困境的一部分），她们拼接起来才能构成女性完整的理想人格。她们成长的过程往往悲喜交集，充满艰辛、激情和悖谬，因此格外具有震撼力。在近年的文学作品中，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的布克奖获奖作品《盲刺客》和意大利现象级畅销小说《那不勒斯三部曲》，都可以视为这种故事类型的延伸和变体。

　　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小说技术，基本上是作家自我修行的产物，没有文学理论没有写作创意班。因此，在面对《理智与情感》这样的文本时，我们不能不感叹奥斯丁对于技术创新的自觉性和与生俱来的分寸感。

　　文学研究者认为，奥斯丁是最早在文本中使用自由间接引语技术的小说家。所谓自由间接引语，是一种第三人称叙述方式，它结合了第一人称直接引语的本质，具有第三人称的某些特征。在《理智与情感》的大量对话中，常常夹杂着这样典型的自由间接引语：

　　“埃丽诺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了妹妹。她不像玛丽安想象的那样，把对爱德华的钟情看得那么遂心如意。他有时候没精打采的，如果不是表示态度冷淡的话，就说明前景有点儿不妙。假如他对埃丽诺的钟情感到怀疑，大不了使他忧虑一番，不可能惹得他老是那么心灰意冷的。这里或许有个更合乎情理的原因：他的从属地位不允许他感情用事……”（第一卷第四章）

　　在这段文字中，从第三句开始都是用第三人称叙述，但显然反映的是埃丽诺的观察心得和主观分析，而非上帝视角，更不代表作者奥斯丁本人的立场。在去掉了双引号和“她想：”之后，自由间接引语与前后文融为一体，叙述简洁灵动地在主客观视角之间来回穿梭，就好像摄像机机位频繁变化，表达效果自然要比通篇呆板的一问一答好得多。

　　奥斯丁在短短四十二年的人生中创作的六部长篇小说，处理的题材都是日常生活。但奥斯丁的妙处，就是善于“在象牙上微雕”——你用放大镜看，细部纤毫入微，还能看到手起刀落处的锋芒毕露。如何在流水账式的生活中制造悬念，引导读者在琐碎家常中体会惊心动魄，奥斯丁自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。《理智与情感》虽然始终都用第三人称，但上帝视角用得相当节制，反而大部分恪守着埃莉诺的个人视角展开。我们往往是在跟着埃丽诺的眼睛洞明世事，体会她在复杂局面中如何应对。体面人家的社交圈里充满了虚与委蛇的套路，年轻男女对彼此心事的拿捏，对婚姻前景的揣摩，往往都得通过分析各种流言蜚语来操作。由埃丽诺的视角展开的叙述，同样会被扑朔迷离的传言干扰情绪，同样会产生一定程度的错觉。于是，我们时而跟着埃丽诺提心吊胆，时而又代入她带有反讽意味的自我排解，时而识破机关、解开谜团——借此，原本琐碎平淡的日常生活在奥斯丁笔下变得险象环生、回味悠长，那正是小说这种文体最迷人的时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