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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学与周礼

大汉帝国风云录 猛子 8406 2006.09.15 10:53

    

  什么叫‘经学’?_

  经学 分为今文经学 和 古文经学

  我国最后一个今文经学大师是康有为

  我国最后一个古文经学大师是章太炎

  今文经学

  经学学派之一。与‘古文经学‘相对。始自西汉初。今文诸经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。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经书的字体、文字、篇章等形式上,在经书中重要的名物、制度、解说等内容上都不相同。汉武帝采纳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的建议,罢黜诸子百家传记博士,只立五经博士,定儒于一尊,今文经学特别是《春秋公羊》学盛极一时。今文诸经在汉代均置博士,势力很大。今文经学中又支分派别,东汉的十四博士,《易》有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四家,《书》有欧阳、大小夏侯三家,《诗》有鲁、齐、韩三家,《礼》有大小戴二家,《春秋公羊》有严、颜二家。今文经学主张通经致用,结合现实阐发经书中微言大义,如汉代的今文经学往往为当时政治、经济、法律作论证。汉以后日益衰微。18世纪中晚期常州学派庄存与、庄述祖、刘逢禄、宋翔凤等探讨西汉今文经学,其后魏源、龚自珍以经术讥切时政,有推动了今文经学的发展。清末廖平、皮锡瑞、康有为等大力提倡今文经学,并为戊戌变法作舆论准备。今文经学以孔子为哲学家、政治思想家,为‘受命‘‘素王‘,主张‘托古改制‘,认为六经皆孔子制作。其特点是注重‘微言大义‘,结合现实阐发经义,具有较丰富的哲学、政治思想,其不足是附会经义,甚至神化孔子和经学。

  古文经学

  经学中研究古文经籍的学术流派。与“今文经学”相对。古文经,指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儒家经书。始皇焚书期间,民间儒生将一些古文经书埋藏起来,至汉代前期,相继发现,如景帝时,河间献王以重金在民间征集所得古文经书,以及武帝时鲁恭王从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古文经籍。诸王等先后献给朝廷,藏于秘府。今文经,则指汉初由老儒背诵,口耳相传的经文与解释,由弟子用当时的隶书(今文)记录下来的经典。至哀帝时,刘歆领校秘书,发现古文经不但文字与当时立于学官的博士本有异,而且有的博士本定为今文经。他指责今文经为秦代焚书之余,残阙不全。基于此,刘歆请立古文经《毛诗》、《左传》、逸《礼》于学官。因遭到太常博士群起反对,刘歆离开京都。西汉末,王莽欲篡权,提出“王田”的主张,要将土地收归国有,利用《周礼》关于井田制的说法,以为现论依据。《周礼》属古文经,古文经学地位因得以提高。平帝时,立五个古文博士,以与今文经学对抗。东汉初,刘秀利用谶语巩固政权,即位后,倡今文,废古文。谶纬之风影响了东汉经学的今古两派。中叶以后,古文经学压倒今文经学,著名古文经学大师如大卫宏、贾逵、马融、许慎等,以学术取高官。或有门弟子几千人,势力极盛。古文经学斥责今文经学附会谶纬的妖妄,强调文字训诂对于治经的重要性。为了准确解释儒家经书,古文经学者对文字、音韵、训诂作了精深的研究,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,撰为著述,如齐歆认为“六书”是汉字造字的基本法则,扬雄著《方言》,许慎著《说文解字》等,皆有相当程度的科学性,至今仍为理解古代文化典籍的钥匙,受到学者的重视。至东汉末,儒学大师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宗,兼采今文之说,综合两派,遍注群经,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。唐代,太宗诏使国子祭酒孔颖达统一异说纷纭的南北经说,撰定《五经正义》一百八十卷,使明经取学者屏弃今古文的门户之见,自出亲意,宋人抛开旧注,直接往经文中寻求义理,敢于怀疑和独立思考,遂成为“宋学”。明代经学衰弱,少有建树。直至清代,乾嘉学者所用方法,称为“汉学”、“朴学”,无论吴派、皖派、扬州学派,皆与古文经学为近。惟常州学派上承汉代的今文经学,依据《公羊传》及董仲舒、何休等人著作,借阐发孔子“微言大义”表达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态度,影响及于龚自珍、魏源、康有为等思想家。古人以后,经学今古文之争遂告结束。然作为不同的治学方法与对待古代思想文化典籍的不同态度,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影响并未结束。

  “经史子集”是我国古代读书人对经典的分类法。

  “经”是指古代社会中的政教、纲常伦理、道德规范的教条,主要是儒家的典籍,如《四书五经》、《六经》、《十三书》、《白虎通》等。

  “史”是指历史典籍,如《史书》、《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等。

  “子”是指春秋战国以来诸子之学,如《荀子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论衡》等。

  “集”是指古代诗文词赋的著作,分为总集、选集、别集,如《乐府诗集》、《古诗集》、《全唐诗》、《古文观止》等。

 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六

  说到中国的礼仪文化,不能不提到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和《礼记》,即通常所说的‘三礼‘。《三礼》是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,对礼法、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,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。

  以人法天的理想国纲领--《周礼》

  西汉的景帝、武帝之际,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一批古书,其中一部名为《周官》,作者佚名。原书当有天官、地官、春官、夏官、秋官、冬官等六篇,冬官篇已亡,汉儒取性质与之相似的《考工记》补其缺。王莽时,因刘歆奏请,《周官》被列入学官,并更名为《周礼》。东汉末,经学大师郑玄为《周礼》作了出色的注。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,《周礼》一跃而居《三礼》之首,成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。

  一、聚讼千年的学术公案

  《周礼》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,内容极为丰富。《周礼》六官的分工大致为:天官主管宫廷,地官主管民政,春官主管宗族,夏官主管军事,秋官主管刑罚,冬官主管营造,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,在上古文献中实属罕见。《周礼》所记载的礼的体系最为系统,既有祭祀、朝觐、封国、巡狩、丧葬等等的国家大典,也有如用鼎制度、乐悬制度、车骑制度、服饰制度、礼玉制度等等的具体规制,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、组合、形制、度数的记载。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,因而尤其宝贵。

  《周礼》面世之初,不知什么原因,连一些身份很高的儒者都没见到就被藏入秘府,从此无人知晓。直到汉成帝时,刘向、歆父子校理秘府所藏的文献,才重又发现此书,并加以著录。刘歆十分推崇此书,认为出自周公手作,是‘周公致太平之迹‘。东汉初,刘歆的门人杜子春传授《周礼》之学,郑众、贾逵、马融等鸿儒皆仰承其说,一时注家蜂起,歆学大盛。

  遗憾的是,如此重要的一部著作,却无法确定它是哪朝哪代的典制。此书名为《周官》,刘歆说是西周的官制,但书中没有直接的证明。更为麻烦的是,西汉立于学官的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仪礼》、《春秋》等儒家经典,都有师承关系可考,《汉书》的《艺文志》、《儒林传》都有明确的记载,无可置喙。而《周礼》在西汉突然被发现,没有授受端绪可寻,而且先秦文献也没有提到此书,所以,其真伪和成书年代问题成为聚讼千年的一大公案。历代学者为此进行了旷代持久的争论,至少形成了西周说、春秋说、战国说、秦汉之际说、汉初说、王莽伪作说等六种说法。古代名家大儒,以及近代的梁启超、胡适、顾颉刚、钱穆、钱玄同、郭沫若、徐复观、杜国庠、杨向奎等著名学者都介入了这场讨论,影响之大,可见一斑。

  作为主流派的意见,古今判若两途。古代学者大多宗刘歆、郑玄之说,认为是周公之典。清代著名学者孙诒让认为,《周礼》一书,是自黄帝、颛顼以来的典制,‘斟酌损益,因袭积累,以集于文武,其经世大法,咸稡于是‘(《周礼正义序》),是五帝至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的经世大法的集粹。古代学者以五帝、三代为圣明之世、至治之极,其后则是衰世。周公是五帝三代的集大成者,古人将《周礼》的著作权归于周公是十分自然的事。

  近代学者大多反对古人的这种历史观。从文献来看,比较集中地记载先秦官制有《尚书》的《周官》篇和《荀子》的《王制》篇,《周官》已经亡佚。最初曾有人认为,《周礼》原名《周官》,应当就是《尚书》的《周官》篇。但是,《尚书》二十八篇,每篇不过一、二千字,而《周礼》有四万余字,完全不象是其中的一篇。《荀子·王制》所记官制,大体可以反映战国后期列国官制的发达程度,但是总共只有七十多个官名,约为《周礼》的五分之一,而且没有《周礼》那样的六官体系。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中有不少东周职官记载,但没有一国的官制与《周礼》相同。从西周到西汉的每一个时期都可以找到若干与《周礼》相同的官名,但谁也无法指认出与《周礼》职官体系一致的王朝或侯国。

  近代学者在文献学研究的基础上辅之以古文字学、古器物学、考古学研究等手段,对《周礼》进行更为广泛、深入的研究。目前,多数学者认为《周礼》成书年代偏晚,约作于战国后期。持其它意见的学者也不少,彼此争论很激烈。争论的实质,是对于古代社会的认识,即《周礼》所描述的是怎样一种性质的社会?它的发展水平究竟与西周、春秋、战国、秦、西汉的千年历史中的哪一段相当?由于涉及的问题太复杂,《周礼》的成书年代问题至今没有定论。

  二、理想化的国家典制

  《周礼》展示了一个完善的国家典制,国中的一切都井然有序,富于哲理。三读之后,令人顿生‘治天下如指之掌中‘的感觉。例如,国家的行政规划有以下表述:

  国都。《周礼》国都地点的选择,是通过‘土圭‘来确定的。《周礼·大宗伯》云:

  以土圭之法测土深,正日景(影),以求地中。……日至之景(影)尺有五寸,谓之地中:天地之所合也,四时之所交也,风雨之所会也,阴阳之所和也。然则百物阜安,乃建王国焉,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。

  土圭是一种测日影长短的工具。所谓‘测土深‘,是通过测量土圭显示的日影长短,求得不东、不西、不南、不北之地,也就是‘地中‘。夏至之日,此地土圭的影长为一尺五寸。之所以作如此选择,是因为‘地中‘是天地、四时、风雨、阴阳的交会之处,也就是宇宙间阴阳冲和的中心。

  九畿。

  《周礼》以土圭测日影,在地中建王城,既是哲学寓意的需要,也是‘体国经野‘的需要。王者划分国野和野外之地,都以王城为中心。如方千里的王畿,就是以王城为中心建立的。王畿之外有所谓‘九畿‘。《周礼·夏官·大司马》云:

  方千里曰国畿,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,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,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,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,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,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,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,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,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。

  可知九畿的分布,是以方千里的王畿为中心,其四外的五千里之地,依次划分为侯畿、甸畿、男畿、采畿、卫畿、蛮畿、夷畿、镇畿、蕃畿等九层,大小相套,依次迭远。相邻之畿的间隔都是五百里。《尚书》中确有侯、甸、男、卫、采等外服的名称,却没有如此类似于同心圆的分布。

  居民组织。《周礼》的居民组织有两类:国都之外的四郊之地称为乡,郊外之地称为遂。乡之下细分为州、党、族、闾、比等五级行政组织。遂之下细分为邻、里、酂、鄙、县等五级行政组织。根据地官的《大司徒》、《遂人》等记载,乡、遂的民户构成分别为:

  一比:5家 一邻:5家

  一闾:25家 一里:25家

  一族:100家 一酂:100家

  一党:500家 一鄙:500家

  一州:2500家 一县:2500家

  一乡:12500家 一遂:12500家

  乡、遂各级组织的编制极其整齐。此外,乡和遂的数量都是六个。六乡、六遂的居民数似乎恰好相合,既无不足,也无羡余。如有天灾人祸,民户之数发生变化,无法满足以上要求时当如何处理?《周礼》未曾提及。

  农田规划 《周礼》对于‘野‘的农田的规划,也是整齐划一。《地官·遂人》云:

  凡治野,夫间有遂,遂上有径;十夫有沟,沟上有畛;百夫有洫,洫上有涂;千夫有浍,浍上有道;万夫有川,川上有路,以达于畿。

  这里记载了两个系统,一是农田系统,二是沟洫系统。农田以‘夫‘为基本单位,一夫受田百亩。夫田与夫田之间有称为‘遂‘的水渠,遂上有称为‘径‘的道路。每十夫之田之间,有称为‘沟‘的水渠,沟上有称为‘畛‘的道路。每百夫之田之间,有称为‘洫‘的水渠,洫上有称为‘涂‘的道路。每千夫之田之间,有称为‘浍‘的水渠,浍上有称为‘道‘的道路。每万夫之田之间,有称为‘川‘的水渠,川上有称为‘路‘的道路。如此通达于王畿。

  需要指出的是,上述沟洫、道路系统有严格的丈尺规定。据郑玄的注,遂,宽、深各二尺;沟,宽、深各四尺;洫,宽、深各八尺;浍,宽二寻、深二仞。沟洫上的道路的宽度,径可以让牛马通过,畛可以让大车(车轨宽六尺)通过,涂可以让一辆乘车(车轨宽八尺)通过,道可以让两辆乘车通过,路可以让三辆乘车通过。

  仅就以上数例,就不难发现《周礼》的制度有相当的理想化的成分。将国都建在‘地中‘,其理论色彩十分鲜明,实际上是无法操作的。整齐划一的九畿制度、居民组织、沟洫道路系统,遑论古代中国,就是移山填海的大跃进时代也没有实现过。因此,我们说《周礼》是理想国的蓝图。

  三、以人法天的思想内核

  《周礼》作者的立意,并非要实录某朝某代的典制,而是要为千秋万世立法则。作者希冀透过此书表达自己对社会、对天人关系的哲学思考,全书的谋篇布局,无不受此左右。

  儒家认为,人和社会都不过是自然精神的复制品。战国时期,阴阳五行思想勃兴,学术界盛行以人法天之风,讲求人与自然的联系,主张社会组织仿效自然法则,因而有‘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‘之说。《周礼》作者正是‘以人法天‘思想的积极奉行者。

  《周礼》以天官、地官、春官、夏官、冬官等六篇为间架。天、地、春、夏、秋、冬即天地四方六合,就是古人所说的宇宙。《周礼》六官即六卿,根据作者的安排,每卿统领六十官职。所以,六卿的职官总数为三百六十。众所周知,三百六十正是周天的度数。《周礼》原名《周官》,此书名缘何而起,前人曾有许多猜测。依笔者之见,所谓《周官》,其实就是‘周天之官‘的意思。作者以‘周官‘为书名,暗含了该书的宇宙框架和周天度数的布局,以及‘以人法天‘的原则。其后,刘歆将《周官》更名为《周礼》,虽然有抬高其地位的用心,但却是歪曲了作者的本意。

  在儒家的传统理念中,阴、阳是最基本的一对哲学范畴,天下万物,非阴即阳。《周礼》作者将这一本属于思想领域的概念,充分运用到了政治机制的层面。《周礼》中的阴阳,几乎无处不在。《天官·内小臣》说政令有阳令、阴令;《天官·内宰》说礼仪有阳礼、阴礼;《地官·牧人》说祭祀有阳祀、阴祀等等。王城中‘面朝后市‘、‘左祖右社‘的布局,也是阴阳思想的体现。南为阳,故天子南面听朝;北为阴,故王后北面治市。左为阳,是人道之所向,故祖庙在左;右为阴,是地道之所尊,故社稷在右。如前所述,《周礼》王城的选址也是在阴阳之中。所以,钱穆先生说,《周礼》‘把整个宇宙,全部人生,都阴阳配偶化了‘(《周官著作时代考》)。

  战国又是五行思想盛行的时代。阴、阳二气相互摩荡,产生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。世间万事万物,都得纳入以五行作为间架的体系,如东南西北中等五方,宫商角徵羽等五声,青赤白黑黄等五色,酸苦辛咸甘等五味,等等。五行思想在《周礼》中也得到了重要体现。在《周礼》的国家重大祭祀中,地官奉牛牲、春官奉鸡牲、夏官奉羊牲、秋官奉犬牲、冬官奉豕牲。众所周知,在五行体系中,鸡为木畜,羊为火畜、犬为金畜、豕为水畜、牛为土畜。《周礼》五官所奉五牲,与五行思想中五畜与五方的对应关系完全一致,具有明显的五行象类的思想。与此相呼应,地官有‘牛人‘一职,春官有‘鸡人‘一职,夏官有‘羊人‘一职,秋官有‘犬人‘一职,冬官有‘犬人‘一职。

  综上所述,《周礼》是一部以人法天的理想国的蓝图。这样说,丝毫不意味着《周礼》中没有先秦礼制的素地。恰恰相反,作者对前代的史料作了很多吸收,但不是简单移用,而是按照其哲学理念进行某些改造,然后与作者创新的材料糅合,构成新的体系。

  蕴涵于《周礼》内部的思想体系,有着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。战国时代百家争鸣,诸家本各为畛域,《易》家言阴阳而不及五行,《洪范》言五行而不及阴阳;儒家讳论法治,法家讥谈儒学。阴阳与五行,经由邹衍方始结合;儒与法,经由荀子才相交融。儒、法、阴阳、五行的结合,肇于战国末期的《吕氏春秋》。《周礼》以儒家思想为主干,融合法、阴阳、五行诸家,呈现出‘多元一体‘的特点。其精致的程度,超过《吕氏春秋》,因而其成书年代有可能在《吕氏春秋》之后,而晚至西汉初。

  五、学术与治术兼包

  《周礼》一书,体大思精,学术与治术无所不包,因而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,后儒叹为‘非圣贤不能作‘,诚非无稽之谈。

  所谓‘学术‘,是说该书从来就是今古文之争的焦点。汉代经籍,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的称为‘今文经‘,用六国古文书写的称为‘古文经‘。汉初在孔子府宅的夹壁中发现的文献,以及在民间征得的文献大多是古文经,而立于学官的都是今文经。今文经与古文经的记载不尽一致,因而双方时有争论。汉代古文学以《周礼》为大宗,今文学以《礼记·王制》为大宗。为此,《周礼》每每成为论战中的焦点,加之它传授端绪不明,屡屡受到今文学家的诘难,如著名经师何休就贬之为‘六国阴谋之书‘;康有为《新学伪经考》则指斥它出于王莽篡汉时刘歆的伪造。相反,褒之者如刘歆、郑玄等则誉之为‘周公之典‘。

  尽管如此,《周礼》依然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。唐人为‘九经‘作疏,其中最好的一部就是贾公彦的《周礼疏》,受到朱熹的赞赏。清儒为‘十三经‘作新疏,孙诒让的《周礼正义》冠绝一世,至今无有出其右者。历代学者围绕《周礼》真伪等问题所作的种种考索,更是浩繁之至。

  所谓治术,是说《周礼》作为一部治国纲领,成为历代政治家取法的楷模。古人言必称三代,三代之英在周。古人笃信《周礼》出自周公,书中完善的官制体系和丰富的治国思想,成为帝王、文人取之不尽的人文。

  《周礼》的许多礼制,影响百代。如从隋代开始实行的‘三省六部制‘,其中的‘六部‘,就是仿照《周礼》的‘六官‘设置的。唐代将六部之名定为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,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,为后世所遵循,一直沿用到清朝灭亡。历朝修订典制,如唐《开元六典》、宋《开宝通礼》、明《大明集礼》等,也都是以《周礼》为蓝本,斟酌损益而成。

  又如‘左祖右社、面朝后市‘的都城格局,成为历代帝王向往的楷模。但历朝都城,大都沿用前朝旧址,故其格局难以刷新。元始祖忽必烈建在北京建立元大都时,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规划,乃以《周礼》为范本,建立面朝后市、左祖右社的格局。以后,明、清两朝不仅沿用不废,还仿照《周礼》,建天坛、地坛、日坛、月坛、先农坛等,形成今日的布局。朝鲜的汉城,同样有面朝后市、左祖右社的格局,乃是海外依仿《周礼》建都的典范。

  《周礼》一书含有丰富的治国思想,《天官》概括为‘六典‘、‘八法‘、‘八则‘、‘八柄‘、‘八统‘、‘九职‘、‘九赋‘、‘九式‘、‘九贡‘、‘九两‘等十大法则,并在地官、春官、夏官、秋官的叙官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,详密严谨,宏纤毕贯,对于提升后世的行政管理思想,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  《周礼》对官员、百姓,采用儒法兼融、德主刑辅的方针,不仅显示了相当成熟的政治思想,而且有着驾驭百官的管理技巧。管理府库财物的措施,严密细致,相互制约,体现了高超的运筹智慧。书中有许多至今犹有生命力的,可以借鉴的制度。

  历史上每逢重大变革之际,多有把《周礼》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,从中寻找变法或改革的思想武器者,如西汉的王莽改制、六朝的宇文周革典、北宋的王安石等,变法无不以《周礼》为圭臬。清末,外患内忧交逼,为挽救颓势,孙诒让作《周官政要》,证明《周礼》所蕴涵的治国之道不亚于西方。朝鲜时代后期的著名学者丁若镛(号茶山),曾撰作三十万言的《经世遗表》,主张用《周礼》改革朝鲜的政治制度。

  任何一位空想家都不可能脱离现实来勾画理想国的蓝图,《周礼》也是如此,在理想化的框架之下,作者利用了大量历史材料加以填充。不过,作者在使用时往往根据需要作了加工和改造,这是读《周礼》时必须注意的,这也正是此书的复杂之处。

  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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