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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梅煮酒 → 董卓进京述论

大汉帝国风云录 猛子 17391 2006.08.29 12:33

    

  董卓进京述论

  作者:陈勇

  东汉末年董卓进京,剥夺了何太后作为帝国最高决策者的地位,并将代少帝继统的献帝,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,汉魏之际皇权嬗替的进程,由此而发轫。

  黄山《后汉书集解校补》在比较了董卓、曹操时期宰相制度异同后指出:“(曹操)使大权归于一己,固自以为优于卓,实则甘心为卓所为而已。”黄山拘泥于名教,对于一切动摇汉室基业之举,统统加以否定,其立场并不足取,但他揭示了董卓、曹操政治上的继承关系,见识又有过人之处。

  本文试图澄清董卓进京的基本史实,进而重新认识汉魏之际历史剧变的背景。

  一、废少立献与迫何太后归政

  (一)有关废少立献的两处疑点

  中平六年(公元189年)董卓废少立献,一时震惊朝野。董卓此举用心何在?由于旧史所述疑点颇多,而显得扑朔迷离。

  《后汉书董卓传》:“中常侍段圭等劫少帝及陈留王夜走小平津。卓……闻少帝在北芒,因往奉迎。帝见卓将兵卒至,恐怖涕泣。卓与言,不能辞对;与陈留王语,遂及祸乱之事。卓以王为贤,且为董太后所养,卓自以与太后同族,有废立意。”以上范晔记叙董卓废少立献之缘起,十分可疑,有待于深入辨析。

  其一,董卓废少立献的前提,据范书本传说是选贤。其时少帝年十七,陈留王仅九岁,相形之下,后者更加缺乏执政的能力和经验。重要的是在群臣看来:少帝“富于春秋,行无失德;”〔1〕“未有不善宣闻天下。”〔2〕《三国志董卓传》注引《献帝起居注》所载废少之策,谓“帝天资轻佻,威仪不恪,在丧慢惰,衰如故焉;凶德既彰,**发闻”云云,与士大夫所言差异甚大,可信都是董卓强加的不实之辞。

  再者,少帝一行人连夜出逃,突然与凉州羌胡兵相遇,其张皇失措本来是正常的反应;陈留王即使确如史籍所述能够从容应答,也是由于年纪幼小,身陷险境而懵然无知。董卓仅仅凭藉其与少帝、陈留王的一次对话,就判定二人的贤愚,是令人费解的。另据《三国志董卓传》注引《英雄记》:董卓将步骑迎少帝于北芒坂下,“〔卓〕前见帝曰:‘陛下令常侍、小黄门作乱乃尔,以取祸败,为负不小邪?’”我认为,这段记载可能更接近于事实。

  少帝(确切地说是临朝的何太后)信用宦官,败坏朝纲,已为朝野所共见。由上引董卓在北芒初见少帝时的寥寥数语即可推知:他是抱着一种对少帝、太后批判的态度进京的。也就是说,其废黜少帝的动议,与少帝在万分恐惧之中能否流利“辞对”,实际上并无多少关系。

  其二,董卓欲行废立的另一个因素,似乎是考虑到他与少帝、陈留王关系的亲疏。征诸史实,陈留王刘协确曾“为董太后所养”。但是,董太后籍贯在河间,其父即河间孝王刘开之孙、解渎亭侯刘苌;董卓则是陇西人,其父君雅官至颍川纶氏尉。可以说,董卓与董太后两个家族,在地域、官阀、婚配诸方面相去甚远。“卓自以与太后同族”,而选择陈留王继统,显得极为牵强。

  那么,董卓废少立献的真正起因,究竟又是什么呢?

  (二)废少立献是迫何太后归政的前奏

  董卓废少立献的同时,还有另外一项大的举措,即迫使临朝的何太后归政。这两件事有着内在的联系,事实上,废少立献是为何太后归政所做的准备。

  中平六年四月,灵帝死,少帝继位,何太后临朝。同年八月,太后兄何进谋诛宦官,反为宦官所杀。《后汉书何进传》:吴匡、袁术烧南宫,诸宦官“因将太后,天子……从复道走北宫”,以避兵锋。卢植于阁道窗下仰数宦官段圭,“段圭等惧,乃释太后,太后投阁得免。”董卓进京后意在独揽朝政,而何太后倖免于难,势必继续临朝,这自然又会约束董卓的权力,是董卓所不能容忍的。

  董卓的目标在于逼迫何太后放弃临朝,但仅仅做到这一步,并不能完全排除其隐患。因为接替何太后权力的少帝,正是何太后所生,其得以登极,亦赖何氏之助。何太后归政之后,仍然可以通过少帝,对朝政发生影响,使董卓难于真正操纵皇权。更严重的是,董卓如果杀死何太后,又将同少帝结下深仇。董卓对少帝这个潜在的敌人,不得不有所防范。废黜少帝之事,大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。

  董卓需要寻觅一位刘姓宗亲,取代少帝的位置。当时,少帝异母弟、陈留王刘协是最合适的人选。除了与灵帝血缘亲近的条件外,陈留王生母王美人当年正是何后鸩杀的。陈留王后来为灵帝母董太后收养,而董、何两位太后关系紧张,人们甚至怀疑董太后之死,是何太后及何进所害。陈留王终将与何太后产生隔阂。是不言而喻的。换言之,董卓严酷处置何太后,无须担心引起陈留王的敌对情绪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董卓废少立献乃至逼何太后还政,又是以何太后的名义进行的〔3〕。按照东汉后期形成的制度, 从皇帝去世到幼帝亲政前的一段时期,临朝的皇太后在政治上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,掌握包括选择皇位继承人等重大国事的最终决策权。何太后临朝听政业已昭示天下,董卓藉太后之策行废立之事,就获得了合法的名义。其后袁绍谋立刘虞为帝,遭到曹操的坚决反对,表明董卓的政敌们并未抓住任何抨击乃至颠覆献帝法统的口实。董卓假手何太后废少立献,在策略上是成功的。

  实际上,董卓逼何太后还政,也是由太后本人向国民表态。前引《献帝起居注》所录策文又曰:“皇太后教无母仪,统政荒乱,”为何氏罪己之诏。而何太后丧失了权柄,就只能坐以待毙。《后汉书献帝纪》中平六年九月,“甲戌,即皇帝位。……迁皇太后于永安宫〔4〕。 丙子,董卓杀皇太后何氏。”值得注意的是,董卓迫不及待地除掉何太后,却迟迟未对少帝下手。这里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:董卓进京之后,是把临朝的何太后而不是少帝,视为政治上主要的或最危险的对手,因而也是把何太后作为首先消灭的目标。

  (三)废少立献与何太后归政的政治意义

  东汉末叶日益加剧的政治危机,已经孕育了革新皇权的形势。《后汉书党锢传》序论曰:“逮桓、灵之间,主荒政缪,国命委于阉寺,士子羞与为伍,故匹夫抗愤,处士横议,遂乃激扬名声,互相题拂,品覈公卿,裁量执政,婞直之风,于斯行矣。”以往史家多引此言,概括“清议”运动发动的背景。余英时先生又谓东汉士大夫在与外戚宦官的冲突过程中,逐渐形成、发展起“群体之自觉”〔5〕。 但是如果进一步追究上述现象的根源,就不难发现:外戚、宦官得以在政治上肆虐,又是同皇权的支持分不开的。因此,尽管党人名士在如何对待当朝皇帝或皇太后的问题上,态度大相径庭,可是当他们自觉地与外戚、宦官划清界限时,实际上又表现出对皇权的独立性。我认为此种独立性,应该就是所谓“东汉士大夫之新自觉”的基本内涵,这也许可以算是对余说的一点补充。

  《党锢传》谓牢修“诬告〔李〕膺养太学游士,交结诸郡生徒,更相驱驰,共为部党,诽讪朝廷,疑乱风俗”,于是酿成党锢之狱。需要注意的是“诽讪朝廷”一句。朝廷在此应指皇帝,《后汉书王允传》“朝廷”一语下李贤注云:“朝廷谓天子也。”与此同义。范晔既言“诬告”,李膺等人之“诽讪朝廷”,大概是无中生有的罪名。但我们不能设想,党人名士面对“主荒政缪,国命委于阉寺”的现状,一方面激烈批判宦官,另一方面却又丝毫不触及在位的皇帝和临朝的太后。

  《后汉书逸民传》记录一则“汉阴老父”指责灵帝的故事。余英时先生推断,这是汉末社会上流行的看法,表明当时名教的君臣一伦已发生动摇〔6〕。余氏的主旨在于探讨魏晋君主观的源流,与本文无关。然而,这毕竟有助于我们认识汉末士大夫与皇权关系的变化,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观念的迁移。

  前引《英雄记》谓董卓面斥少帝:“令常侍小黄门作乱乃尔,以取祸败,为负不小。”《献帝起居注》载废少立献之策,复谓何太后“统政荒乱”,其实是反映了董卓的意见。《后汉书袁绍传》载董卓述其废立之意曰:“天下之主,宜得贤明,每念灵帝,令人愤毒!”进而又严厉批评了已故的灵帝。

  《续汉书祭祀志》曰:“初平中,相国董卓、左中郎将蔡邕等以和帝以下,功德无殊,而有过差,不应为宗。”刘昭引《袁山松书》录此议颇详,谓章帝以后,“政事多衅,权移臣下,嗣帝殷勤,各欲褒崇至亲而已”,“故孝和以下,穆宗、〔恭宗、敬宗〕、威宗(按即和、安、顺、桓四帝)之号,皆〔宜〕省去”。董卓否定穆宗以下诸帝,甚至废去其庙号,与党人名士之“诽讪朝廷”,正是一脉相承的。从这层意义上说,汉末清议运动又为董卓政权的崛起,做了舆论方面的准备。

  早在中平元年(公元184年), 汉阳人阎忠就曾劝说手握强兵的皇甫嵩:“征冀方之士,动七州之众,”直捣洛阳,清除宦官,继而代汉称帝〔7〕。中平五年(公元188年),陈蕃之子陈逸等又说动冀州刺史王芬,趁灵帝“北巡河间旧宅”之机,以武力将其废黜〔8〕。 唐长孺先生指出:这两次密谋是个重要的朕兆,即少部分名士为挽救东汉的政治危机,已不惜行“非常之谋”,即使“冒易代废帝那种越出儒家道德规范的大风险”,也要一试〔9〕。 这是汉末士大夫群体在政治上的新动向。

  不过,汉末的君主们虽已腐朽不堪,但要变革皇权却并非易事,至少并非党人名士力所能及。清议运动以失败而告终,阎忠、王芬的计划亦未获成功。

  皇甫嵩否定了阎忠之议,理由是“人未忘主,天不佑逆。若虚造不冀之功,以速朝夕之祸,孰与委忠本朝,守其臣节。虽云多谗,不过放废,犹有令名,死且不朽。反常之论,所不敢闻”〔10〕。曹操则拒绝参与王芬之谋,认为“废立之事,天下之至不祥也”。“造作非常,***必克,不亦危乎”〔11〕!上引《后汉书董卓传》:何进、袁绍“谋诛宦官”,私呼董卓诸将入朝,“以胁太后”,其目的也绝不是要攫取少帝、何太后的权力。

  直到董卓进京,取代汉帝、太后执掌朝政,才真正摧毁了没落的旧皇权,为改朝换代准备了条件。我认为,这是董卓废少立献及迫何太后归政最重要的一项意义。

  外戚、宦官交替专权,为东汉中后期主要的政治弊病,这一点无须赘言。本文要说明的是:外戚、宦官势力在东汉社会中的生成、扩张,又与当时通行的皇太后临朝之制,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  我们看到,自和帝朝起相继擅政的外戚,其身后各有同姓的太后作为凭藉。尽管何进兄弟在董卓进京前均已被杀,但是只要何太后继续临朝,就依然存在着外戚干政的危险。

  另一方面,东汉时宦官介入国事,往往也是出于皇太后临朝的需要。《后汉书宦者传》有一段论者习用的文字:“邓后以女主临朝,而万机殷远,朝臣国议,无由参断帷幄,称制下令,不出房闱之间,不得不委用刑人,寄之国命。手握王爵,口含天宪,非复掖庭永巷之职,闺牖房闼之任也。”可见皇太后与宦官之间,已结成相互依存的政治关系;即使宦官把持政治,会带来明显的消极作用,临朝的女主也不得不“委用刑人,寄之国命”。何进被杀一事进而说明,甚至在外戚与宦官形成对抗时,充当仲裁者的皇太后,也不会轻易抛弃宦官。

  《何进传》称:袁绍等人在何进死后,“勒兵捕宦者,无少长皆杀之”,“死者二千余人”。使宦官集团遭到一次灭顶之灾。然而,何太后重新亲政,终归还要选用刑人。宦官势力又可能死灰复燃,再度染指政治权力。

  董卓迫使何太后归政,东汉政局发生了显着的变化:外戚、宦官失去其赖以孳生、蕃衍的主要政治土壤。困扰社会多年的外戚、宦官专权之弊,终于得到了抑制。这是何太后归政的另一项重要意义。

  二、关东、关西对立与并、凉武人合流

  董卓及其凉州集团具有特殊的政治、地域、文化乃至民族背景,董卓政权的崛起及其短祚的命运,该政权内部各个阶层、各种势力的聚散分合,正是由此决定的。

  (一)关东与关西的对立

  关东与关西的对立,是董卓之乱的突出表象。而关东方面的代表人物,几乎均为党人名士,他们与董卓及凉州集团的矛盾,并不限于地域冲突的层面。董卓上台后大批进用党人名士,史家对此多有论列〔12〕。但党人名士却总是拒绝合作,有些甚至公开与董卓决裂。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,值得探讨。首先我们可以断定:董卓对于当时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两个方面的严重破坏,是引起冲突的导火索。

  董卓废少立献以及逼何太后归政的意义,上文已作分析。董卓得以成就此事的特殊条件,在于他不仅迅速控制了洛阳的军队,而且敢于突破名教观念的束缚。

  众所周知,东汉党人名士尽管一再掀起反对宦官的政治浪潮,然而由于他们缺少兵权,所以当宦官势力大举进攻时,又只能束手就擒〔13〕。董卓虽然只带三千步骑进京,但他寻而兼并了何进兄弟及丁原部曲,“京都兵权唯在卓”矣〔14〕。《三国志袁绍传》注引《献帝春秋》,董卓倡议废立时称:“天下事岂不决我?我今为之,谁敢不从!”他军权在握,与党人名士在政治上的发言权,是大不相同的。

  其次,党人名士一般具有较高的儒学造诣,因此也不免受到名教的羁绊。上文曾提到,东汉党人名士的“群体自觉”,本质上带有独立于皇权的意义,但这绝不是说,党人名士已看清更新皇权的必要性,至少多数人还缺乏这种认识

  。

  甚至连皇甫嵩、曹操一类人物,也囿于名教而不敢造次。皇甫嵩出身凉州将家,又追随党人名士,渐入清议之中。他在军事上一度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,从子郦就当面说:“本朝失政,天下倒悬,能安危定倾者,唯大人与董卓耳。”〔15〕可他拒绝了阎忠之谋,又束手就董卓之征〔16〕,一再丧失左右政局、改造皇权的机会。

  曹操极力交结名士,并讨得许劭一流的评语,但“浊流”的身世,使其难于跻身名士行列。尽管如此,他先是反对王芬推翻灵帝,后来又反对袁绍拥立刘虞。甚至到了代汉的前夕,他依然表示:“若天命在吾,吾为周文王矣。”司马光评论此事:“岂其志之不欲哉?犹畏名义而自抑也。”〔17〕就是着眼于名教的制约。

  我认为,在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下,关东党人名士以及那些效仿他们的人物,都难于迈出夺取东汉皇权的关键一步。

  《后汉书盖勋传》引宋枭语,谓“凉州寡于学术”,反映了汉末社会一般的看法。史籍记载董卓诸将在魏晋之际的活动,无一与儒学有关,可见此辈正是缺乏学术方面的素养。他们的文化面貌,与关东名士及同州的皇甫氏都是迥然而异的。

  《三国志董卓传》注引《献帝起居注》,献帝谓李傕“弗知臧否”。董卓的部将们大多也是如此,他们不具备参与清议的条件,以至在思想上无法同党人名士沟通。《后汉书董卓传》在记叙董卓擢拔党人名士一事后,紧接着说:“卓所亲爱,并不处显职,但将校而已。”董卓做这样的安排,一是“忍性矫情”以收拢人心,二是李傕之徒确实不能胜任素由名士垄断的高级文职。

  我们看到,正是“寡于学术”的董卓诸将,进京之后不为名教所惑,果断废黜了少帝、何太后,开启代汉过程的第一步。然而,这是党人名士自己不敢做,又不允许别人做的事。他们和以董卓为首的凉州集团在政治上的分歧,是无可避免的。袁绍、卢植等人在废立问题上,先后与董卓发生激烈争执,就是有力的证明。

  董卓以暴力夺权,又将暴力充斥于新朝。诸史谓董卓“以严刑胁众”,“人不自保”,“群僚内外莫能自固”〔18〕,显然已引起关东士大夫的反感和恐惧。至于董卓纵容军士在洛阳附近杀掳*,社会的基本秩序荡然无存,更造成各阶层对其政权普遍的敌意。所以,尽管董卓获得了“讨灭宦竖”的名声〔19〕,尽管他用心笼络党人名士,党人名士最终还是要与他分道扬镳。

  然而由于董卓集团的骨干分子多出自凉州,与中原党人名士一向存在地域的阻隔,双方政治、文化的冲突,又凸现为关东、关西对立的形式。总之,董卓统治关东,面临着复杂错综的矛盾。关东州郡举兵反对董卓,就是这些矛盾激化的结果。

  (二)董卓集团的羌胡化倾向

  以往人们评论董卓之乱,时常将其与羌胡联系在一起,这个问题值得思考。

  董卓以并州牧率兵进京,其麾下之兵是从凉州带到并州,再带到洛阳的〔20〕。这支军队民族成分复杂,其中的确搀杂了羌胡。《后汉书董卓传》中平六年卓上书云:“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……牵挽臣车,使不得行。羌胡敝肠狗态,臣不能禁止。”由同书《西羌传》“湟中月氏胡”条,可知“湟中义从”乃是完全羌化的大月氏后裔。“秦胡”一词何义,学界众说纷纭,台湾学者邢义田释为胡化的汉人,是比较合理的〔21〕。不过,汉末凉州的胡化,实质上就是羌化或羌胡化。而羌化的胡(湟中义从)、羌化的汉(秦胡)与羌(即羌胡),当时并无清晰的界限。所以,董卓可以将所领“湟中义从及秦胡兵”,一概称为“羌胡”;应劭可以说“董卓拥胡兵”〔22〕;蔡琰也可以认定“卓众来东下,……来众皆胡羌”了〔23〕。

  董卓出身汉族,《三国志》、《后汉书》都有明确记载,皇甫规妻却斥之为“羌胡之种”,这大概是由于董卓颇染于羌胡之风的缘故。《三国志董卓传》:“少好侠,尝游羌中,尽与诸豪帅相结。后归耕于野,而豪帅有来从之者,卓与俱还,杀耕牛与相宴乐。诸豪帅感其意,归相敛,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。”董卓少时所居之地毗邻羌中,他与羌帅频繁交往,不断接触羌胡习俗,难免受其影响甚至同化。

  《三国志董卓传》注引《献帝起居注》,载杨琦之语:“〔李〕傕,边鄙之人,习于夷风。”李傕系北地人〔24〕,北地亦为“羌祸”殃及之域,故杨琦所谓“夷风”,主要应指羌胡之风。《献帝起居注》又谓董卓女婿牛辅帐下有“支胡赤儿”,《三国志董卓传》载赤儿素为牛辅“所厚”〔25〕。支胡即月氏胡,《后汉书西羌传》“湟中月氏胡”条:“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”。牛辅选支胡赤儿等为亲兵,可信已习惯于其“略与羌同”的“被服饮食言语”。董卓翁婿的经历,绝非个别的现象。凉州诸将中“习于夷风”者,恐怕不在少数。否则,他们是难于同羌胡之兵长期共处的。

  这样一来,在中原士大夫眼中,董卓集团在汉魏之际的

  活动,尤其是他们进京后的暴行,就带有鲜明的羌胡烙印。

  双方的矛盾,又增添了一层民族冲突的色彩。董卓试图在关

  东立足,也变得愈加困难。

  (三)凉州集团与并州集团

  关东州郡与董卓兵戎相见时,吕布等并州武人,却选择了继续与董卓合作的立场。凉、并两大集团关系的演变,对汉末政局的转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
  《后汉书董卓传》谓董卓进京之初,“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而并其众”,并、凉势力的合流由此而发端。我们知道,灵帝中平六年以董卓为并州牧,《三国志吕布传》记丁原由并州剌史改任骑都尉,当与此同时。丁原籍贯、家世未详,根据东汉时期官吏任职迴避制度,〔26〕可以断定丁原本非并州人。然而丁原的僚佐却是从当地征辟的,如《三国志吕布传》:“五原郡九原人也。以骁武给并州。”同书《张扬传》:“云中人也。以武勇给并州,为武猛从事。”《张辽传》:“雁门马邑人也。……并州刺史丁原以辽武力过人,召为从事。”

  丁原任骑都尉后移驻河内,据《后汉书公孙瓒传》注引《续汉书》,丁氏在河内至少有数千兵。《吕布传》又称:“刺史丁原为骑都尉,屯河内,以布为主簿,大见亲待。”丁原在并州,利用一些武力见长的僚佐,组建了强劲的武装。他离开并州时,又把这支军队带到河内。丁原对吕布“大见亲待”,是要借助他继续控制并州兵。何进“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,使并引兵向京城,以胁太后”,丁原、董卓皆在其中〔27〕。他们依靠各自掌握的地方武装,同时获得了干预中枢的机会。

  袁宏《后汉纪》于灵帝中平六年八月董卓迎少帝还宫一事下复载:“武猛都尉丁原将河内救何氏,拜执金吾。”由此事时间推测,丁原拜执金吾,应是董卓的安排。董卓虽然抢先一步进京,将少帝、太后挟持在手,占据了政治上的优势,但另据《三国志董卓传》注引《九州春秋》:“卓初入洛阳,步骑不过三千,自嫌兵少,不为远近所服,”又知他在军事上并不具备压倒丁原的实力。董卓急于发表丁原为执金吾,着意加以安抚,反而暴露出他对丁原及并州兵的戒备、畏惧之心。

  丁原拥兵自重,对董卓构成肘腋之患。而董卓能否顺利铲除丁原,关键又在吕布。那么,吕布何以会背叛丁原而投靠董卓呢?如上所述,董卓进京时兵力有限,丁原凭藉并州之兵,足以与之抗衡。董卓采取欺骗手法:“率四五日,辄夜遣兵出四城门,明日陈旌鼓而入,宣言云西兵复入至洛中。人不觉,谓卓兵不可胜数。”〔28〕吕布等并州将大概也被迷惑,一时慑服于凉州大军的威力。又《吕布传》谓卓“以布为骑都尉”。上文提到丁原在河内时任骑都尉,董卓擢吕布为骑都尉,大约是让他接管丁原旧部。我怀疑,这可能就是董卓引诱吕布倒戈的条件之一。

  不过,吕布投靠董卓,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。吕布、董卓所在的并、凉二州,东汉后期既是“羌患”蔓延的主要区域,又是对羌战争的主要战场。并州境内原本有许多内徙的匈奴人,后来又涌入大量羌胡。羌胡与汉人长期杂居,董卓及凉州将因而“习于夷风”,已见上述。吕布一班并州将,可信亦与之类似。《吕布传》谓董卓“甚爱信之,誓为父子”。他们同样“寡于学术”,而以骁武闻名乡里;最初又都担任低级军职,早年经历十分相近。董卓、吕布二人气味相投,并非偶然。

  《后汉书》称“卓所亲爱,并不处显职,但将校而已”,除凉州将外,也应包括吕布等并州将。董卓政权中官员的高低、文武之别,同时又成为关东党人名士与凉、并武人集团的分野。《三国志孙坚传》注引《吴录》:王睿“以坚武官,言颇轻之。”琅邪王睿系大族名士,已不待言;孙坚的身分,按陈寅恪先生的说法,是“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”〔29〕。他们的关系表明,汉末大姓名士对于武人阶层的态度,是相当轻蔑的。

  孙坚、董卓处在敌对状态,李傕、吕布分属凉、并二州,但是他们又有共同的特点:即缺少学术声誉,而以武力着称。他们都属于社会地位不高的武人阶层。

  概言之,并州武人集团追随董卓与关东党人名士对抗,最终取决于他们地域、文化、习俗及社会阶层的背景。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董卓政权的本质,是代表一批来自西北边州、深受羌胡影响的中下级武官的利益。

  三、董卓迁都与王允之谋

  初平元年(公元190年)二月,董卓挟献帝迁都。 据《三国志武帝纪》,关东联军方面的曹操,对此有一番评论:“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,倚王室之重,据二周之险,东向以临天下;虽以无道行之,犹足为患。”依曹氏之见:如果董卓高举献帝的旗号,分兵占据长安、洛阳,仍能与关东诸军抗衡。但是,董卓却执意放弃洛阳,退守关中,这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?董卓入关不久,便出现王允之谋,董卓政权遭到了致命的打击,此事的背景又是什么?

  (一)董卓迁都的真实意图

  《后汉书董卓传》曰:“初,灵帝末,黄巾余党郭太等复起西河白波谷,转寇太原,遂破河东,……号为白波贼,众十余万。卓遣中郎将牛辅击之,不能却。及闻东方兵起,惧,……欲徙都长安。”一些学者由此推断:董卓决策迁都,一是迫于关东兵的压力,二是担心白波军切断退路。我认为,这第二条理由是难于成立的。

  《后汉书献帝纪》系白波军攻河东、牛辅击白波二事于中平六年十月;而关东州郡起兵反抗董卓、董卓杀弘农王二事,则在次年即初平元年正月。《献帝纪》载当月大事又有:“白波贼寇东郡”。白波军兴于白波谷,诸史皆谓谷在西河〔30〕,唯谭其骧先生主编的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,将其标在河东,似不确。河东横亘于洛阳、长安之间,西河在其北部,东郡则在洛阳以东的兖州境内。董卓醞酿迁都时,白波军已经转战东郡,对于董卓西迁的路线,并不构成直接的威胁。

  《三国志武帝纪》载:董卓将献帝迁往长安,他本人则“留屯洛阳”。袁绍诸军分据河内、酸枣等处。“卓兵强,绍等莫敢先进”。当时关东方面总兵力达十万以上〔31〕,却畏惧董卓而不敢出战,说明董卓军队的战斗力相当强大。另据同书《孙坚传》:“卓遣步骑数万人逆坚,”又知董卓的兵力已远远超过刚到洛阳时的三千步骑。该传注引《山阳公载记》录董卓语曰:“关东军数败矣,皆畏孤,无能为也。”并未把袁绍之辈放在眼里。既然如此,他何以又非要撤离洛阳不可呢?

  此时董卓的军队大致由四部分人组成:一是跟随他进京的凉州兵;二是丁原旧部的并州兵;三是何进、何苗兄弟二府(大将军、车骑将军府)之兵;四是进京后陆续招纳、补充之兵。其中,董卓真正信赖的凉州兵仅三千人。

  董卓所率凉州之兵,本来远不止三千。《后汉书董卓传》记中平二年(公元185年)董卓在凉州,“将兵三万讨先零羌”。 同书《皇甫嵩传》载中平五年董卓与皇甫嵩“各率二万”,共拒王国。又《董卓传》载灵帝“拜卓为并州牧,令以兵属皇甫嵩。”董卓拒绝交出军权,“于是驻兵河东,以观时变”。《后汉纪》则谓卓“选五千骑,将自河津渡”。到他自河东入朝,“步骑不过三千”,兵力只有在凉州时的十分之一了。董卓就任并州牧之前上书,有“掌戎十年,士卒大小,相狎弥久,恋臣畜养之恩,为臣奋一旦之命”数语〔32〕。这批凉州部曲既然如此留恋故主,何以最后又纷纷弃董卓而去呢?

  由以上记载可知,董卓越往东走,跟随他的凉州兵就越少。这说明凉州兵不愿脱离本土,尤其不愿脱离关西。董卓上书谓其部下为“湟中义从及秦胡兵”。另据《后汉书段熲传》:桓帝延熹四年(公元161年),熲将“湟中义从”讨沈氐诸羌,“义从役久,恋旧乡,皆悉反叛。”我怀疑董卓进京时兵员锐减,也是由于凉州兵“恋旧乡”所致。离开董卓的凉州兵是否返回凉州,不得而知。但估计他们大多仍滞留在关陇一带。《三国志》董卓及贾诩传:董卓被杀,李傕诸将以“为董公报仇”为名,将其众自陕而西,“所在收兵,比至长安,众十余万”。这十余万众之中,很可能就有与董卓“相狎弥久”,而又未曾随其进京的“大小士卒”。至少我们知道,董卓在关西的声望和影响,与在关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。

  所以,董卓在面临关东诸军的压力时,自然会选择迁都长安的方案,期待重新以关陇为依托,实现与其凉州旧部的会合,从关中乃至凉州本土直接获得兵源。董卓到达长安之后,究竟补充了多少兵力,并无明确记载。诸史谓董卓经略关中,自云:“事成,雄据天下;不成,守此足以毕老。”〔33〕准备凭藉关中之兵,与关东势力分陕而治,他在洛阳那种“恐惧不宁”的心态一扫而光,其收关陇之兵为己所用的目的,似乎已经达到。这又从一个侧面,显示出董卓政权的地域性特征。

  (二)王允之谋及其背景

  董卓死于王允之谋。王允之谋的执行者是吕布等一批并州武士,此事进而导致并州与凉州人的血腥对抗。但王允之谋的基本背景,既不是并州与凉州人的地域冲突,也不是并州与凉州武将的权力争夺,而是党人名士与董卓政权矛盾的延续。

  (1)党人名士入关意在追随献帝皇统

  王允在政变成功后,告诫其党羽说:“关东举义兵者,皆吾徒耳。”此话耐人寻味。众所周知,鼓动、领导关东州郡反对董卓的核心人物,即王允所谓“关东举义兵者”,大多为汉末党人名士。而王允其人,同样也是一位颇具影响的大名士。上引王允之言,就明确将起兵抗拒董卓的关东党人名士,称为自己的同类。

  相反,王允对于参与密谋的并州人吕布,却有另外一种看法。《后汉书王允传》谓允“素轻布,以剑客遇之”,反映出二者人物层次的差别,以及由此造成的隔膜。这与王睿“以〔孙〕坚武官,言颇轻之”,情形非常相似。《三国志吕布传》又云:“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,厚接纳之。”王允为实现其政变计划,暂时抛弃成见,殷勤接纳“州里壮健”吕布,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了对吕布之流的评价。

  王允之谋并非一起孤立的事件,在吕布刺杀董卓之前,长安朝廷中已多次出现针对董卓的密谋。据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,先后参与其事者,有司徒王允、司空荀爽、卫尉张温、执金吾士孙瑞、侍中种辑、越骑校尉伍孚、司隶校尉黄琬、黄门侍郎荀攸、尚书郑泰、议郎何顒等多人。他们既是党人名士〔34〕,又是西京士大夫集团的中坚分子。问题在于,王允、荀爽等一批党人名士,在关东州郡起兵之后,何以未能加入“关东举义兵者”的阵营,而是跟着董卓跑到关西去了呢?

  王允等党人名士入关的原因比较复杂,最根本的原因,在于他们决心追随献帝的皇统。上节已说明:废少立献虽系董卓所为,但献帝的名分一经确定,在士大夫们心中就难于动摇。诸史谓袁绍得以起兵冀州,又有赖于东郡太守桥瑁,“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”。这份伪造的文书言及“天子危逼,企望义兵”,正是借助献帝名义,号召关东州郡讨逆〔35〕。

  曹操斥责袁绍等人拥立刘虞,已见前引。刘虞本人对称帝一事也是严辞拒绝,《后汉书》本传载其言曰:“天下崩乱,主上蒙尘”,“宜共戮力,尽心王室,”表达了继续翼戴献帝的心迹,与曹操可谓不谋而合。而且至曹操“将迎天子”之际,袁绍亦转念“西迎大驾,即宫邺都,挟天子以令诸侯。”〔36〕由此可见,献帝在东汉末年特殊的政治地位,暂时是无人可以取代的。

  所以,只要董卓依旧维持献帝的皇统,就会有一批党人名士与之合作,至少能够继续留在其政权之中。我们的问题是,王允、荀爽等人既然同意与董卓一道入关,入关之后,何以又迫不及待地策划反对董卓的密谋呢?

  (2)董卓“篡逆已兆”是王允密谋的重要背景

  在王克、荀爽以及许多党人名士看来,董卓入关后对待献帝的态度,是有所变化的。《后汉书王允传》:允至长安,“见卓祸毒方深,篡逆已兆”,遂与黄琬等“谋共诛之”。所谓“篡逆已兆”,就是说发现了董卓篡夺皇位的征兆,这无疑是一项严重的指控。那么,董卓的“篡逆”,是否确有其事呢?

  《袁绍传》载董卓提议废少立献时又表示:“刘氏种不足复遗。”胡三省评论此事,谓“卓意欲废汉自立”〔37〕。袁绍当时对董卓说:“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,恩泽深渥,兆民戴之来久,”竭力为汉家法统辩护。我想袁绍并非无的放矢,他已看透董卓的野心,于是警告其不要觊觎神器。然而,董卓毕竟保留了一位刘姓的天子,所以我们尚未从更多的士大夫那里,听到袁绍这一类影射“篡逆”的议论。

  我怀疑是董卓入关以后的某些做法,引起了西迁的党人名士的警觉和反感。本文第一节引述《续汉书》及《袁山松书》,谓董卓以“功德无殊,而有过差”为由,废除和、安、顺、桓四帝的尊号。灵帝的庙号,则未见史载,也许此前被董卓以同样的理由废除,抑或根本就未曾议定。汉末党人名士的清议运动,虽然表达了对当时腐败政治的不满,但直言批评东汉皇帝者却并不多见。董卓则不仅提出和帝以下诸帝“功德无殊,而有过差”,又公开贬去他们的庙号。这显然是一项非常之举,可能会被党人名士视为否定东汉皇统,乃至“废汉自立”的先兆。

  《后汉书董卓传》:卓至长安,“遂僭拟车服,乘金华青盖,爪画两轓,时人号‘竿摩车’,言其服饰近天子也。”《三国志董卓传》注引《魏书》作“言其逼天子也。”《后汉纪》作“言逼上也。”据《续汉书舆服志》,此车应为皇太子所乘〔38〕。董卓在舆服方面的僭越行为,似不限于“竿摩车”一端,而且此事已招致朝野间普遍的非议〔39〕。

  董卓西迁时又自尊为太师,号曰尚父,位在诸侯王上〔40〕。《史记齐太公世家》“师尚父”条裴駰引刘向《别录》曰:“师之,尚之,父之,故曰师尚父。”董卓以太公望吕尚自况,张扬出凌驾汉帝的气势。《三国志董卓传》谓迁都以后,“公卿见卓,谒拜车下,卓不为礼”。由董卓这类违反礼制的举动,可见其俨然是以王者自居的。《董卓传》又说他改变成规,“召呼三台尚书以下自诣卓府启事”,在制度上已明显超越宰相职责,严重地侵犯了皇权〔41〕。

  《后汉书董卓传》又曰:“〔卓〕宗族内外,并居列位。其子孙虽在龆龀,男皆封侯,女为邑君。”这与迁都之前“卓所亲爱,并不处显职”的局面,形成极大的反差。董卓强化其家族在长安政权中的权势,董氏子弟纷纷加官晋爵,地位之烜赫, 一时大有超越皇族之势。

  凡此种种,均可能成为王允、荀爽等人的口实。党人名士们一旦确认董卓“篡逆已兆”,就会迅速行动起来,携手捍卫献帝法统与汉家社稷。在此形势下,反对董卓的密谋便接踵而至了。

  董卓被杀后,李傕诸将反攻长安。城陷之时,吕布劝王允逃往关东,王允答曰:“若蒙社稷之灵,上安国家,吾之愿也。如其不获,则奉身以死之。朝廷幼少,恃我而已,临乱苟免,吾不忍之。努力谢关东诸公,勤以国家为念。”〔42〕此所谓“关东诸公”,指起兵关东的党人名士。联系前引王允“关东举义兵者,皆吾徒”之言,可知当时分处关东、关西的党人名士,往往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。所谓“勤以国家为念”,就是要为汉室效忠,他们甚至不惜“奉身以死之”。

 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关东方面的例子。就在熲川荀爽随献帝入关的同一年,即初平二年(公元191年),爽从子彧在东郡归附曹操。荀彧佐曹操创大业,“举贤用能,训卒厉兵,决机发策, 征伐四克,遂能以弱为强,化乱为治,十分天下而有其八”〔43〕,堪称曹魏建国之元功,已为人所熟知。然而,据《三国志荀彧传》;“〔建安〕十七年,董昭等谓太祖宜进爵国公,九锡备物,以彰殊勋,密以咨彧。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,秉忠贞之诚,守退让之实。君子爱人以德,不宜如此。太祖由是心不能平……〔彧〕以忧薨。”王夫之论此事云:“九锡之议兴, 而刘氏之宗社已沦,”〔44〕指明其为曹操“代汉自立”之第一步。荀彧事曹操二十余年,始终又“以国家为念”。《读通鉴论》卷九说:“则彧者,操之谋臣,至于篡逆而心怵焉其不宁,左挚右曳以亡其身。”又说他“虽知死亡之在眉睫,而不能自己。”荀彧与其叔父荀爽,以及参与反对董卓密谋的其他党人名士,当时虽然属于对立的营垒,但他们对待曹操、董卓“篡逆”之举的态度,却是如出一辙的。

  余论

  董卓进京,彻底剥夺了汉帝、太后残余的权威,摧毁了腐朽衰落的旧皇权,使困扰东汉社会百年之久的宦官、外戚专权问题,初步得到了解决。董卓及其凉州武人集团,在东汉帝国崩离之际得以发挥关键作用。究其原因,似取决于他们特殊的地域、文化乃至民族背景。

  余英时先生指出:东汉政府将羌人安置于帝国境内,造成了凉州等边疆地区汉人的“蛮夷化”〔45〕。余氏所谓“蛮夷化”,相当于本文讨论的“羌胡化”。而本文一个基本结论就是:包括董卓集团主要成员在内的凉州武人阶层,缺乏学术而擅长武力,明显带有“羌胡化”的倾向。

  唯其如此,董卓在以强力手段颠覆东汉皇权的同时,又完全破坏了最基本的社会秩序。凉州秦胡兵肆虐于洛阳,在关东地区引起广泛的恐慌和敌意。董卓敢于行废立之事,敢于逼太后归政,敢于挟献帝迁都,敢于黜汉帝尊号,动摇东汉国本,开启代汉过程的第一步;却又无法长期立足关东,无法“移神器于己家”,完成代汉过程的第二步。他的活动,只是为曹操等关东势力开闢了道路。

  曹操由讨董卓起家,实际上又继承了董卓的政治遗产。应劭称董卓“百官总已,号令自由”〔46〕;范晔则云:“自许都以后,权归曹氏,天子总己,百官备员而已。”〔47〕董卓、曹操皆以宰相的身分,挟天子以令诸侯。黄山谓曹操“甘心为卓之所为”,正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。

  陈寅恪先生将魏晋统治者曹、司马二氏,划分为“非儒家的寒族”与“儒家豪族”〔48〕。我想说明的是,曹操出身寒族,却周旋于党人名士之间,与儒家豪族人物,建立了密切的关系;他精通兵家韬略,又留意于儒学名教。“治平尚德行,有事赏功能”,交替为用,相得益彰〔49〕。所以,曹操不仅得到非儒家寒族的支持,而且得到众多儒家豪族的支持,其政权具有比董卓政权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。曹操在政治上的成就,也大大超过董卓。他利用虽无权威却仍为名义所在的汉天子,树立了足以威慑、统制北方的新皇权,进而为曹魏代汉奠定了基础。

  最后附带指出,董卓代表凉州及西北边郡武人集团的利益,而在他执政期间,尤其是迁都关中之后,整个武人阶层的政治、社会地位,都有显着的提高。曹操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,与群雄逐鹿中原。在曹氏政权之下,武人阶层仍得以长盛不衰。此事影响所及,魏晋之际的大族名士,为获得政治上的发达,及维持家族的显贵地位,亦纷纷担任武职,追求军功,“儒家豪族”呈现令人瞩目的武人化倾向。司马氏灭蜀之役,邓艾、钟会二士争功。邓艾是寒族武人,钟会则为大族名士。至于河内司马懿,虽以文学起家,却又长年征战,凭借军功营作家门,最终取得代魏的资本,更是“儒家豪族”武人化的典型例证。
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注释:

  〔1〕

  据《后汉书董卓传》,董卓欲行废立,卢植表示异议, 遂有此言。

  〔2〕

  《三国志袁绍传》注引《献帝春秋》所载袁绍之语。

  〔3〕

  《后汉书董卓传》谓卓“集群僚于崇德前殿, 遂胁太后,策废少帝”。《集解》引王补曰:“此卓矫董太后策也。”其时董太后已死数月,且《三国志董卓传》注引《献帝起居注》所载策文,又有“永乐太后(即董太后)暴崩,众论惑焉”之语,故为董卓所胁之太后,只能是何太后,而不是董太后。王说有误。

  〔4〕

  太后临朝居南宫,永安宫位于北宫的东北,靠近上东门处。参王仲殊《汉代考古学概论》二“东汉的都城(雒阳)”。

  〔5〕〔6〕

  余英时:《士与中国文化》六、七。

  〔7〕

  见《后汉书皇甫嵩传》、 《三国志贾诩传》注引《九州春秋》。

  〔8〕

  见《三国志武帝纪》及注引《九州春秋》。

  〔9〕〔12〕

  唐长儒:《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》(载《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》)。

  〔10〕

  《后汉书皇甫嵩传》皇甫嵩语。

  〔11〕

  《三国志武帝纪》注引《魏书》曹操语。

  〔13〕

  《后汉书窦武传》:武“召会北军五校士数千人”,与宦官王甫之兵对峙阙下。而“营府素畏服中官,于是武军稍稍归甫。”窦武本人最终也被迫自杀。

  〔14〕

  《三国志董卓传》。

  〔15〕

  见《三国志皇甫嵩传》。

  〔16〕

  《后汉书皇甫嵩传》:初平元年(公元190年), 董卓征嵩为城门校尉。长史梁衍劝嵩以所率三万精兵,迎接献帝,征讨董卓。“嵩不从,遂就征”。

  〔17〕

  《通鉴》卷六八建安二十四年“臣光曰”。

  〔18〕

  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董卓传。又裴松之引《英雄记》云:“卓欲震威,侍御史扰龙宗诣卓白事,不解剑,立挝杀之,京师震动”。

  〔19〕

  《后汉书郑泰传》泰谓董卓“讨灭宦竖”云云,似为溢美之辞。但同书《董卓传》载梁衍劝说皇甫嵩与袁绍夹击董卓,复谓“汉室微弱,阉竖乱朝,董卓虽诛之,而不能尽忠于国”,乃是来自敌对一方的声音,可信程度颇高。据知世人已将袁绍等人“讨灭宦竖”之功,一并归在董氏名下。

  〔20〕

  《后汉书董卓传》:“灵帝寝疾,玺书拜卓为并州牧,令以兵属皇甫嵩。卓复上书言曰:‘……天恩误加,掌戎十年,士卒大小相狎弥久,……乞将之北州,效力边垂。’于是驻兵河东,以观时变”。

  〔21〕

  见邢义田《“秦胡”小议─读新出居延汉简札记》。

  〔22〕

  《御览》卷六九九引《风俗通义》。

  〔23〕

  蔡琰:《悲愤诗》。此诗真伪,史家历来有争论。今从郭沫若说,见郭氏《谈蔡文姬的“胡笳十八拍”》。

  〔24〕

  《三国志董卓传》注引《英雄记》:“李傕,北地人。”

  〔25〕

  《三国志董卓传》谓牛辅有“素所厚友胡赤儿等五六人”,据《后汉书董卓传》注引《献帝纪》,“友胡”应为“支胡”之讹。

  〔26〕

  参严耕望《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》上卷第十一章。

  〔27〕

  《后汉书何进传》:“遂西召前将军董卓屯关中上林苑,……使武猛都尉丁原烧孟津。”

  〔28〕

  《三国志董卓传》注引《九州春秋》。《后汉书董卓传》文略同。

  〔29〕〔48〕

  《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》第一篇。

  〔30〕

  见《后汉书》灵帝纪、董卓传,及献帝纪注引薛莹《后汉书》。

  〔31〕

  《后汉书袁绍传》:袁绍诸将“众各数万”;《三国志武帝纪》:张邈诸军“兵十余万。”

  〔32〕〔47〕

  《后汉书董卓传》。

  〔33〕

  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董卓传。

  〔34〕

  参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王允等人本传。

  〔35〕

  《后汉书袁绍传》:“桥瑁乃诈作三公移书,传驿州郡,说董卓罪恶,天子危逼,企望义兵,以释国难。”

  〔36〕

  见《后汉书袁绍传》。

  〔37〕

  《通鉴》卷五九中平六年八月胡注。

  〔38〕

  《续汉书舆服志》:“皇太子、皇子皆安车,朱班轮,青盖,剑拆华蚤,黑櫅文,画轓文輈,金涂五末。皇子为王,锡以乘之,故曰王青盖车。”

  〔39〕

  《后汉书蔡邕传》:邕谓董卓曰:“前春郊天,公奉引车驾,乘金华青盖,爪画两轓,远近以为非宜’。”可知西京士大夫对此,普遍是不满的。

  〔40〕

  《三国志》、《后汉书》董卓传及杭世骏引《虞荔鼎录》。

  〔41〕

  《通鉴》卷六○初平六年胡注曰:“三台:尚书台、御史台、符节台也。《晋书》曰:《汉官》:尚书为中台,御史为宪台,谒者为外台,是为三台。”我认为“三台”在此似指三台之率,即尚书令、御史中丞、谒者仆射。尚书令职掌,据《汉旧仪》作“主赞奏,封下书。”可知其本应直接面见皇帝,上传下达。董卓召呼尚书令诸官诣太师府启事,以天子地位自居,无疑是对皇权的僭越行为。

  〔42〕

  事具《后汉书王允传》。

  〔43〕

  《通鉴》卷六六建安十七年“臣光曰”。

  〔44〕

  《读通鉴论》卷九“献帝”之一。

  〔45〕

  说详《剑桥中国秦汉史》中译本第六章。

  〔46〕

  《续汉书五行志》刘昭注引《风俗通义》。

  〔49〕

  据《三国志武帝纪》注引《荀彧别传》,荀彧曾与曹操反覆讨论名教的问题。荀彧不懈鼓吹礼学教化,固由“儒家豪族”之家世背景使然。而曹操当戎马倥偬、立功立事之际,于立德立言亦未敢忘怀。他仰慕虞舜之“教化征伐,并时而用”,光武之“投戈讲艺,息马论道”,醉心于“王道两济”的境界,与董卓乃至其他“非儒家的寒族”,又是有天壤之别的。

  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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