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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百零三章 导引

大宋河山 品涩居士 3209 2020.11.22 07:24

  凡经过吏部铨选、放任知县的新官,要提前发出谕贴红告示,通知将到任的县署衙门。告示的开头写“新任某某府某某县正堂某某为晓谕事”,文中说明上任时间、迎接地点、各项事宜等等。而新官到任时,本地衙署官吏与乡绅都要到郊外的接官亭迎接新官入城。

  紫气东来嘛,故而,县官是由县城东门入城,此时,家眷可先进衙署安置,而县官则需要前往城隍庙里斋戒、沐浴,并将三牲祭礼,各种祭祀所用器皿准备妥当,夜宿在城隍庙的宰牲房,以便准备第二天向城隍祭祀的仪式。

  但元城县主官空缺一年,王棣此次补缺,倒省事不少。次日,他去了府衙拜见上官,出示吏部告身,简单交接后便由府衙通判大人相陪到元城县衙宣布任命,便算是被大名府上下认识、认可了。

  不过,新官上任的仪式还是少不了的。

  三日后,城东城隍庙。

  本地耄老充当的赞礼官唱:“跪,行三献礼!”

  王棣行礼。

  礼毕,唱:“读祝!”

  执事者跪读:“维某年某月某日,某官某,奉命来官,务专人事,主典神祭,特与神誓:神率幽冥,阴阳表里。予有政事未备,希神默祐,使我政兴务举,以安黎庶。予倘怠政奸贪,陷害僚属,凌虐下民,神其降殃!谨以牲礼致祭,神其鉴知。尚飨!”

  新任官员对城隍神立誓,即保证认真履职并接受神的监督,亦期望自已治事如意,官运亨通。而里民参与城隍庙祭祀活动,祈求城隍神庇佑,期望家庭事业发达,安居乐业。

  城隍为城邑之保护神。所以,庙奉及陪祀之神,皆为循吏良牧、名臣勇将;或有美政懿德,施惠泽于人民;或能御灾捍患,建功业于国家。

  这番庄严肃穆的仪式下来,王棣方算是真正的走马上任。

  一行人浩浩荡荡的返回县衙,路上行人指指点点,相互打探消息。不久,十七岁的状元郎主官元城县的超级新闻便在全城传开。

  县衙里,王棣照例要发表一番就职宣言。

  这种没什么营养的文字游戏,王棣前世可没少玩,无非是“为官之道不敢或忘”、“与诸位同心戮力报效朝廷造福一方”云云,末了再告诫敲打一番,“若……勿怪吾言之不预也”之类。都是些场面活,至于有多少人听又有多少人虚与委蛇那便不得而知了。

  他也未想过初次露面就能收到什么效果,可以想象的是,整个元城县衙只怕是没几个会服自己的,阳奉阴违的定然不在少数。那便拿个小本本记着,以观后效。当然,也可以抓典型,杀鸡儆猴,以儆效尤。

  卢主簿仍旧在病中,大致可以就此荣养了。只是他自己未主动请辞,朝中也不好派人接任。

  隋、唐以后,主簿是部分官署与地方政府的事务官。隋、唐三省六部不设主簿,惟御史台、诸寺等署有之。唐诸州以录事参军取代主簿。宋代县主簿的设置,主要是依据县内人口数的多少而定,在人口数少的县内,或不设主簿有其他官职兼任,或只设主簿兼领丞、尉等职。县主簿的设置在宋代不是一成不变的,随着县内人口数的变化、区域的合并而导致的事务增多或者是治安情况的变化,会有增设或是废省的调整。

  宋代赤、次赤、畿县的县主簿一般由选人担任,其余等级的县由初任者担任。其中,较高等级的县的主簿会由科举出身者担任,恩荫者能够出任中、中下县县主簿,摄官、进纳、流外人等无出身者,只能担任中、中下、下县等等级较低县的县主簿,且升迁等不如科举出身者快。,不仅负责勾稽簿书,还负责征督赋税、出纳官物、参与县内的司法等职能。

  不过,县主簿的职权可不小,在特殊情况下会兼任令、丞、尉职,并在兼任时担负起他们的职责,如平决狱讼、狱讼推讯、抓捕盗贼等职责。还常常会被监司、郡守以符檄委派差出,差出时的职能主要有催督赋税、行视水利工程、检视灾伤、处理积颂等。

  卢主簿这请了长病假,在王棣与宗泽到任前,元城县大小事务便尽落在秦县丞一人身上,未出乱子实属不易。

  秦县丞大权在握,却也说不上一手遮天。毕竟,他是外来官,强龙压不过地头蛇,有些事还是绕不开经营多年的本地官僚卢主簿。况且,元城是府治所在,上面还有大名府压着呢。即便是再细微的小动作,还能逃得过知府、通判、判官、推官这些府衙主官幻火眼金睛去?

  不过,知府梁焘、通判陈师锡对秦敏学这位属官评价都挺高的,皆用了“兢兢业业”一词。至少,在上官心里,秦县丞是个肯做事、能做事的人。

  王棣与大名府这位通判大人颇有渊源,在拜见了梁知府后,特地去拜会了陈通判,相谈甚欢。

  “有名贤之德行,追踪古人;有西汉之文章,冠绝当世。”

  这是苏轼对陈师锡的评价,二人同师于欧阳修,更是相知好友。

  陈师锡,字伯修,是建州建阳人。神宗熙宁年间,在太学求学,以才智出众著称。神宗知道他才华出众。等到廷试时,他起初列名只在甲榜和乙榜之间,神宗偶然读到他的应试之作,再三阅读而屡加赞叹,回头对侍臣说:“这一定是陈师锡所写的。”打开密封一看,果真是这样,就把他的名次提拔跃升到第三名。

  他调任昭庆军的掌书记一职,郡中太守苏轼很器重他。倚重他来处理政务。后来苏轼获罪,被捕后送到监狱,亲朋好友大都害怕躲避不敢见他.唯独陈师锡挺身而出为他饯行,又安顿好了他的家眷。

  通判陈师锡,元佑初年,正是因为苏轼的推荐,陈师锡升调工部员外部,并负责管理京城开封附近的县镇。

  当时京郊将官过于残酷严厉,得不到士兵的拥护,正好又是军中大检阅的时候,士兵们喧哗鼓噪,不服从调配,将吏也不知如何应对。陈师锡飞马来到军中,查出领头闹事者将他绳之于法,军中检阅照常进行,又罢免了那虐待士兵的将领,京畿人士无不叹服。而枢密院仍以事先未向上报告为理由治了陈师锡的罪,将他外放至大名府通判。

  通判是“通判州事”或“知事通判”的省称。宋初,为了加强对地方官的监察和控制,防止知州职权过重,专擅作大,太祖创设“通判”一职。通判由皇帝直接委派,辅佐州政,可视为知州副职,但有直接向皇帝报告的权力。知州向下属发布的命令必须要通判一起署名方能生效,通判之名,也因上下公文均与知州联署之故。通判的差选,初由朝廷选京官任职,后改由转运使、制置使及提举司等监司奏辟。通判之掌除监州外,凡兵民、钱谷、户口、赋役、狱讼听断之事,皆可裁决,但须与知州通签文书施行。通判是兼行政与监察于一身的中央官吏。

  但直隶州通判级别多数为从五品和正六品,散州通判级别为从七品和正八品。

  不管怎样,陈师锡从东京开封府直隶知县放任北京大名府通判,名为因罪,品衔反而升了一级。而且在北京为官,勉强也算得上是“京官”,怎么看都不像是贬谪。

  只是,他这通判一职可不好当,知府梁大人乃是朔党大佬,陈师锡虽非蜀人,但与苏轼相交莫逆,且此番运作本是苏轼从中斡旋,身上自是贴上了蜀党标签。一府主、佐官,分属两个水火不容的派系,是彼此掣肘还是相互攻讦,简直是架在火上烤哪。梁焘可是要入中枢之人,岂是陈师锡的咖位能相提并论的?

  与陈师锡平辈相称,王棣倒是没什么压力,毕竟他的心理年龄可是要比对方大的。一番交谈后,算是查漏补缺,对元城县又多了几分了解。有这么一层关系在,任上政务该容易些吧。

  至于知府大人,并无刁难的意思,却也说不上亲近,泛泛的交待了公事,又勉励一二,便将王棣打发了。

  这才是上下级之间的正常关系嘛,王棣如是想。

  上任仪式过后,他始终觉得心里搁了些什么,仔细想想源头是落在秦敏学身上,便请这位佐贰官到书房喝喝茶聊上几句。

  秦桧呀……王棣暗暗摇头,总不可能对一个牙牙学语的婴儿下手吧。对了,两大抗金民族英雄,宗某人已成了自己夹袋里的人,岳某人还不知在哪犄角旮旯呢。嗯,还没出生哩。

  秦敏学才三十出头,鬓角却开始染白,标准的国字脸上略显苍白憔悴,在王棣这个主官面前不卑不亢,言语不算太多,更不主动深谈本县事务。

  王棣不以为意,在上官面前一味曲意逢迎、毫无主见、泯灭个性的官员不可能会是能管干吏。

  一番交谈过后,他倒觉得秦敏学是有真才实学的,诸如本县户口、税赋等数据张口就来,县里优劣势也是成竹在胸,只是具体到如何治理事务时便有些敷衍了事,旁顾左右而言他。

  挡了晋升进步之路,也难怪人家会有抵触之心嘛,王棣收起早前的成见,父未必能教子,子未必能肖父,不能因噎废食。领导艺术在于领导下属,知道如何放权,而非事必躬亲,否则还真会呕心沥血、死而后已。

  空泛的言语过后,他又详细问了潘店一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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