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页 仙侠 幻想修仙 鬼雨仙踪

点击书签后,可收藏每个章节的书签,“阅读进度”可以在个人中心书架里查看

5、竺法护

鬼雨仙踪 鬼雨 3638 2005.12.16 11:49

    一 西求法译经 称敦煌菩萨

  竺法护,原名竺昙摩罗刹,意译竺法护。他的祖先是西域月支国人,所以姓支。世世代代侨居敦煌郡(今甘肃敦煌)。

  法护八岁出家,拜外国高僧竺高座为师,因为从老师的姓,因此又姓竺。

  法护自幼聪明好学,博文强记。每天诵经达万言之多,并且过目可解。又是因法护天性纯美,操行精守清苦,立志勤学,坚持到万里之外去寻找名师。因此,他能博览儒家六经。钻研佛教经、律、论三藏典籍,游刃有余,独获心得,尽管当时社会上的僧俗,对他的看法,褒贬不一,毁誉参半,但护法未尝把这些放在心上,仍专心至志,参佛自修。

  西晋武帝时,洛阳的寺庙图像,建筑绘画的程度,为全国第一。法护认为这是佛教的表面文章,而真正的佛教内蕴,深奥的经典《方等》,都还在西域岭以外。法护于是感慨之余,立下宏愿,愿以毕生精力投入弘扬大法之中。便随师傅万里跋涉到了西域,决心在佛教嫡传的国度里,寻法觅经。

  法护在西域各国,周游多年,通晓了三十六种语言文字,搜集到各种殷本的佛典,比较对刊,分析条贯,字词音义,全部释解。之后,将所有梵经,载回中国。从敦煌到长安的里程中,沿路翻译,从不停手。到长安后,继续翻译,其中有《贤劫》、《正法华》、《光赞》等一百六十五部,统统译出,成为法护终身的弘佛扬法事业。

  法护的译经活动,主要在长安,其次在洛阳和敦煌,酒泉。他孜孜不倦,劳不告苦,经法能在中华流传,全赖法护了。两晋译经之最,首看法护。

  晋武帝太康十年(公元289年)四月八日,竺法护到洛阳白马寺译出了《宝结经》二卷。

  元康元年(公元291年)四月九日,竺法护在白马寺译出了《勇伏定经》二卷,聂承远笔录。

  四月十三日,竺法护在白马寺译出《度世品经》六卷。

  七月七日至八月十三日,竺法护又译出了《大哀经》七卷,聂承远、聂道真笔录,后法护亲自覆校。

  十二月二十五日,竺法护又译出了《如来兴显经》四卷。

  短短的三年时间,竺法护在洛阳白马寺译经之多,速度之快,效率之高,都十分惊人的,这些经典的译出与传播,扩大了佛教经典的内容,纠正了过去翻译的不足,成为可读的佛教范本,影响巨大。

  竺法护于太康七年(公元286年)八月十日在长安主译出《正法华经》十卷。立刻传到全国。永熙元年(公元290年)八月,沙门康那律于洛阳写此经完毕,与居士张季博,董景玄、刘长武、长文等,手执经本到白马寺当面与竺法护“口校古训,讲出深义”九月十四日,于洛阳东牛寺中召开施主大会,讲诵此经,整整一天一夜,兴高采烈,无不感到欢欣。

  洛阳僧众和居士,之所以对竺法护译讲的《正法华经》感到这么大的兴趣,是因为他有三个特点:首先,把大乘佛教的理论形象化,其次是人人可以成佛,第三,塑造出观世音菩萨的形象。正因为竺法护译经最多,拓展了佛教向社会底层的普及,所以,被当时的信徒誉为“敦煌菩萨”。中国佛教徒能称得上菩萨的就只有竺法护一人。

  二 译大乘五部 选助手高足

  竺法护,所译的佛教经典 ,以种类齐全,影响广泛、深远而著称于世。大乘佛典有般若,宝积、大积、华严和涅盘五大部,竺法护对这五大部都有翻译,般若部有《光赞般若经》,宝积部有《善门经》、《密迹经》、《离垢施女经》,大集部有《宝女经》,《宝结经》《大哀经》,华严部有《渐备一切经》、《度世品经》、《如来兴显经》,涅盘部有《方等泥洹经》等。这些经典的译出,对两晋佛教的推动和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。著名佛学家慧观、僧睿、支愍度、支道林、道安等,都曾化费毕生精力来注疏、讲论。道安得到法护译的《光赞般若经》后,如获至宝,极力钻研,著有《光赞析中解》、《光赞妙解》和《合放光光赞略解》等,并大力宣讲阐发。十六国时的昙影,也以善讲《光赞般若经》和《正法华经》闻名当世。史载他“每**一转,辄道俗千数”。

  竺法护的译文风格,前后不一,有的文字流畅,含义名晰,有的古拙含混,晦涩难解,有的“言准天竺,事不加饰”,有的则刚繁去重,“比辞雅便”。这可能与他的译地不定,笔录者的水平不同有直接关系。

  竺法护尽管在译文的风格上有所不同,但他在长安、洛阳、敦煌等地组成的译经班子,都是比较精干的,参与译经的助手们都有一定的文字水平,长安的译经助手有居士聂承远,张仕明、张仲政等人。聂承远是最得力的助手,“明练有才理,笃志法务”,他帮助法护担任笔受,参政辞义,整理成文,促成译经进程,既迅速又有效率。

  在洛阳的译经班子,是以聂承远的儿子聂道真为主,聂承远为协助,多数情况下,是聂道真独自笔受。聂道真同他的父亲一样既懂梵语又善文辞,有时父子同时担任笔受。法护死后,聂道真曾独自译经,还把法护所译经典编成目录传世。

  法护的敦煌译经助手以竺法乘为首,在酒泉的译经助手以竺法首为首笔录。法承与法首都是法护的弟子,而法承最有名,他少年时拜法护为师,当时以机智颖悟著称,据说,法护在长安时,有一富家族长想皈依佛门,但不知法护的佛法情况,想予以试探。一天,这家族长来找法护,说是家有急事急需二十万钱,请法护老师转借一下,日后定还,当时十三岁的法乘随法护在身边,听那人讲话后,未等老师开口,便对那人说:“尊师愿借钱给你,”那人高兴的走了。法乘对老师说:“我察言观色,那人并非缺钱,主要是以此来考验老师罢了。”法护说:“你说的很对。”次日一早,那人便带领他的同宗百十余人来拜师受戒,特提出昨天的事表示歉意。此事很快传到长安,都知道法护跟前有一个机灵的小沙弥。后法乘在敦煌立寺收徒传教,影响极大。

  竺法护是著名的佛学翻译家,他有很多僧俗弟子,其中之一叫竺法行的,在洛阳名声很高,当时人把他比作乐令(尚书令乐广,玄学家)。天竺沙门耆域从海路到洛阳传教,后因洛阳兵乱,决定辞别洛阳返回天竺,临行之际,竺法行想从受教诲,求师留言以作纪念。耆域说:“守口摄身意,慎莫犯众恶。修行一切善,如是得度世。”说罢,便打坐参禅静守,法行又恳求说:“愿师傅传授人们所不知道的东西。你刚才诵的这首偈诗,就连八岁孩童也能背诵,这不是我所希望的得道高人呵!”耆域笑着说:“八岁孩童能够背诵,但百岁之人不能施行,背诵的东西有什么用?人们都知道尊敬得道的高人,却不知道只有施行了才能得道的,真让人感叹呵!我的话虽很少,但对施行者来说,却是多多益善呐!”法行深悟老师的教诲,在以后的岁月里,不但重“诵”,更要重“行”,他可算得到了佛教嫡传的真谛了。

  三 受后学高评 阐新译观点

  竺法护为求得性情纯一,不食人间烟火味儿,曾于西晋武帝年间隐居深山,大约从泰始十年(公元274年)到太康五年(公元284年)前后十年光景。

  法护在深山隐居期间,常取山间清泉水来沐浴,后来有一个打柴人,在他常取水的埠口,弄得污秽不堪,不久,水泉干涸了。法护在埠口处徘徊不定,十分感叹的说:“人不讲道德到这种程度,清泉也停流了,如果清泉永远枯竭,那么我就不能在这里生活了,那只有离开这里,另选取他处了。”他边想边说边打扫整理那些秽物,等到法护话音一落,清泉又汩汩地流出来了,满满的溪水,清澈见底,法护高兴极了,望着那青山丛林兴奋地频频点头。

  晋太康六年(公元285年),竺法护在深山修炼圆满,了结一段缘份后,去到了闹市长安,在长安青门外亲自立寺传教,勤奋精进。又跋涉西域,亲搜梵经。回国之后,往返于敦煌,酒泉,长安和洛阳,译经讲经,日夜匪懈,于是,法护的美德善行,遍布天下,译经布经的声望,传及僧俗间。每天在法护所居之处,听经问法的僧俗语人员,川流不息,都以崇拜法护大德为终生快乐之事。

  法护以弘教为己任,从不计较个人得失,他的译经传教活动,几乎和西晋王朝相始终。最后于西晋末年,在从长安赴洛阳的途中,染疾于渑池而终,享年七十八岁。

  东晋著名玄学家孙绰著《道贤论》,以天竺七僧,仿比晋朝的“竹林本贤”,以法护比山巨源(涛),其论说:

  “护公德居物宗,巨源住登论道。二公风德高远,足为流辈矣。”

  东晋十六国时的佛教学者和僧团领袖道安,对法护的译经有很高的评价,他说:

  “护公所出,若审得此公手目,纲领必正,凡所译经,虽不辩妙婉显,而宏达欣畅,特善无生,依慧不文,朴则近本。”

  “护公,菩萨人也。寻其余音遗迹,使人仰之弥远。夫诸《方等》,《无生》,诸《三昧》经类,多此公所出,真众生之冥梯。”

  南北朝时南朝梁佛学史家释慧皎对法护的评价很高,他说:“孜孜所务,唯以弘通为业。终生写译,劳不告倦。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,护之力也。”

  上述评论,后人都认为比较公允,恰当。

  竺法护往来洛阳、长安、酒泉、敦煌之间,不辞辛劳的译经,前后经历四十七年,成为中国佛教史上富有成果的佛教学者,成为大乘佛教全方位的宣传家。为东晋十六国时期大乘佛学伟大的开拓者。

  

  

目录
目录
设置
设置
手机
手机阅读
书架
加入书架
书页
返回书页
游戏
起点游戏
评论
评论
指南